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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晗遭惨骂、蔡徐坤被群嘲、吴亦凡跌落神坛:铁打的死忠粉,流水的小鲜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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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8-5 23:30:1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偶像经济像某种邪教,身处其中的男孩女孩们往往心甘情愿地奉上金钱和崇拜的目光......
这一切,不过是宏大娱乐经济下的缩影。在人性和财富的交织下,偶像明星被一个个生产出来。他们拥有精致的面容,强大的粉丝吸引力以及超强的吸金能力。
“偶像”生产者坐在利益顶端俯瞰众生时,往往露出鬼魅的笑。他们知道,“偶像”这门生意总会有人做,不是鹿晗,就是吴亦凡,或者蔡徐坤。

文 | 牙谷牙狗

“我用错了鹿晗,在一个不适合他的类型里。”

由滕华涛导演执导、鹿晗主演的电影《上海堡垒》遭遇口碑、票房双输之后,滕华涛接受采访时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自己从技术上来讲,对鹿晗没有任何的意见。但是,我确实忽略了一点,我们想拍的这种科幻战争,和鹿晗演员类型的差别。”


针对导演甩锅鹿晗,一向仗义的向佐在微博回呛到:“如果人家当时不是顶级流量的话,你会用他吗?”、“你是个男人吗?这样的锅你都背负不了,别做这一行了吧!”

一句话引爆了公众对流量明星的探讨。
滕华涛 鹿晗


《上海堡垒》是近年来罕见的一部科幻大片。上映前剧组透露,整部电影的制作成本将近3.6亿元。

但上映之后,《上海堡垒》却成为了本年度现象级烂片。半个月的时间里,有超过16万人在豆瓣上给电影打出了3.2分的评价(满分10)。

很多人不能忍受的是鹿晗。点赞颇高的一条评论写到:“头发这么长,有没有点军人的样子!”

甚至有媒体发布文章称:《流浪地球》刚刚打开的中国科幻大门,又被《上海堡垒》关上了。

为此,导演滕华涛和编剧纷纷在微博上道歉。

滕华涛 道歉微博

其中一条评论,引发17万人点赞。




《上海堡垒》口碑、票房双扑街这种悲剧其实只不过是表象,隐藏在这背后的是整个娱乐行业里,流量偶像明星的机制。

流量明星们经由“练习生”或“选秀节目”出道,从像你我一样普通的年轻人,转身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身价过亿。

他们无需通过经得起考验的作品在娱乐圈立足,而是依靠那些被疯狂吸引的粉丝宠溺。

粉丝为偶像的生活操心,为偶像打榜,疯狂地购买上万元的门票、几万块的专辑。出演电影时,同样义无反顾的去电影院支持。

仅仅是活在粉丝的世界里,这些流量明星就过得很好。




为了迎合这样的“流量明星”市场,经纪公司们开始批量生产类似的流量明星。

明星们不再需要经历某种磨难,被岁月打磨出某种让人信服的精神。不再具有某种超越常人的能力,为所有人带来服务和便利。

他们不过是整个工业流水线上的一环,生产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卖钱。背后的资本则像是一台对人性有着精准把控的机器,将粉丝的目光死死锁定在流量明星身上。

从鹿晗、吴亦凡到TFBOYS、杨超越,甚至当下的蔡徐坤,盛大的粉丝狂欢里,隐含的绝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变迁,而是一个需要我们深思的问题:

究竟什么是流量明星?中国娱乐行业又将走向哪里?




1990年,一位叫做李嘉恒的男孩被送到甘肃白银。他刚刚出生不久,尚未断奶。这个男孩出生在广州,但因为母亲无暇照料他,只能狠心地将他送回姥姥姥爷所在的白银。

白银贫穷,街道上鲜有商店,这个曾经因为矿产资源聚集起百万开拓者的小城市,在90年代急剧衰落。李嘉恒的童年,就在这种物质匮乏的环境中长大。

一次去广州看望母亲,他发现广州的小孩几乎人手一辆玩具四驱车,回到白银之后,他向姥爷吵着要。

这种时髦的东西在白银很难找到。李嘉恒特别生气,他质问姥爷:“为什么你在白银生活了这么多年,连一辆四驱车都找不到?”

姥爷搓着手无奈地摇头,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



李嘉恒


多年以后,李嘉恒坐在金碧辉煌的大厅里回忆彼时说:“我非常后悔,这种痛苦深深印在了我的情感记忆里。”
从那时他开始明白,身在一个对自己充满爱但条件不允许的地方,不强烈表达自己的渴望,是对亲人的一种保护。

如今,网络上很难找到李嘉恒在白银生活的痕迹,他很快就将这个偏僻、贫穷的小城市甩在身后,连同他的名字。

10岁那年,李嘉恒刚刚30岁出头的母亲作出了一生中几乎最重要的决定:和丈夫离婚、给儿子改名。

李嘉恒的名字被改为随母姓的“吴亦凡”,母亲希望他能够平平凡凡地度过一生。

颇为有意思的是,20年后一首《大碗宽面》,吴亦凡无情地唱到:“我这一生漂泊四海看淡了今朝,月高高的挂无暇。”





在广州,吴亦凡的生活仍旧不完美。他需要频繁更换学校,刚刚熟悉的环境和结交的朋友很快面对分离。

长久割裂的情感需求之下,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极少谈论自己的真实想法。

一次他的妈妈看到吴亦凡沉迷游戏,没有任何交谈,她啪地一声把游戏关掉。吴亦凡不吵不闹,默默走开。

从小并不如意的生活让他总感觉生活在一种阴影之下。

他明白所有亲人对他爱得很用力,但这种用力在他身上成为了牵绊,他不忍心做出任何叛逆行为伤害这种爱。

一件事最能表达他的这种性格。一次游泳课上,刚刚下过雨的游泳池上,飘着很多树叶,整个水池水异常浑浊。

当教练说出“跳下去”的口令之后,那天的吴亦凡成为了所有人中唯一一个跳进脏水的小孩,尽管第二天他因为耳朵发炎,被送到了医院。

20多年后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他说:“我觉得教练是对的,没什么事,是其他人不敢跳而已,我就敢跳,我不太愿意让别人失望,尤其是长辈。”


吴亦凡和妈妈


在广州生活不久之后,母亲带吴亦凡来到了加拿大。吴妈妈将所有的精力和注意力都放在了吴亦凡身上,但这并不是他想要的。

儿子逐渐长大,母亲的控制欲越来越强。她会因为吴亦凡一件小事没有做好,便对他大发脾气。

迫切望子成龙的路上,母亲的要求越来越严,反叛便在这个单亲家庭里滋生。

彼时的吴亦凡渴望突破这种越来越疏离的母子关系。他希望自己更早独立,脱离出这种极端的母子关系。

那段时间,他开始去打零工、在中餐馆洗碗、在KTV端盘子,尽管赚到的钱无法支持自己的支出,但他还是感到了生活中某种罕见的放松。

他太想通过钱证明自己了。




偶然的一天,他陪着同学参加一个Star Museum(简称SM)公司的选拔,这是一家韩国娱乐公司,以培养“练习生”,推出偶像组合闻名。

当听到对方给出的承诺有“包吃包住”时,像抓住了某种救命稻草,去往韩国当明星的念头在吴亦凡的脑海中闪现,他觉得自己能够养活自己了。

通过面试后,吴亦凡得知,那份合约长达10年。他告诉母亲自己将要离开,但母亲绝不同意:“10年太长了,韩国回来,你就要三十岁了,整个青春都砸在了韩国,这非常不值得。”

时至今日,吴亦凡仍旧时不时回忆起在机场和母亲分别的场景。那时他抱着母亲哭着说:“妈妈,我觉得真的对不起你,你把我养这么大,我还让你这么伤心。”

母亲以为吴亦凡要回头,拍着他的肩膀安慰道:“儿子没事了,我们回家,回家了。”

但吴亦凡擦干眼泪,毅然决然地说:“签,我签。我要去韩国。”




与吴亦凡有着同样人生困惑的,还有18岁的张艺兴。

他出生在艺术世家,父亲是声乐专家,母亲则酷爱舞蹈,经常在夏天闷热的午后拿出迈克尔·杰克逊的录像对张艺兴说:“崽,我们来看这个。”

这样的艺术氛围培养了小时候的张艺兴。6岁,他成为热播电视剧《咱老百姓》中的小孙子欢欢;10岁登上林志颖歌友会,凭借出色的唱功迅速走红。

14岁时,张艺兴的人生迎来了第一个拐点。那年湖南卫视以一档《超级女声》火爆全国。同时将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送上中国流行音乐的舞台。

张艺兴父亲看到机会,将张艺兴推上了舞台。万没没想到,儿子凭借自己最看不起的“满地乱爬”的舞蹈,从数千名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拿下了整季比赛的季军。

人气从四面八方迅速涌来,但短时间内涌入的关注和赞誉,让年少的张艺兴在名利面前失了阵脚。



张艺兴 左一

那是他第一次品尝到被粉丝包围当作“偶像”的滋味,出现在综艺现场时,他能听到山呼海啸的加油声,随时有粉丝冲上来要求合影和索要签名。

这种赞誉摧毁了少年张艺兴。他开始频繁地打游戏、旷课、不再专心学业。

在自传中,张艺兴回忆彼时的心情写到:“我常在半夜惊醒,一个人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周围一片寂静。白天得到的赞誉随风入黑夜。我会陷入恐惧。”

他像任何一个青春期的少年一样,在思考“我是谁,我到底在干什么”的问题。一种从未涌现出的危机感掠过少年的心头。

拯救他的人是韩庚。在电视上,张艺兴看到了彼时在中国大火的韩国男子组合Super Junior,其中唱跳俱佳的韩庚成为风靡全国的优质偶像,甚至有女孩为争夺他的海报,大打出手。

梦中惊坐起,张艺兴像发现宝藏的男孩一样。他在心底暗暗发誓,要成为像韩庚一样万众瞩目的偶像明星。于是他火速通过选拔,进入到了韩庚所在的SM公司,签约成为旗下的练习生。




相较于张艺兴、吴亦凡的坎坷曲折,在北京大院长大的鹿晗,人生似乎缺少了某种历练。他从小衣食无忧地成长,希望自己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

遗憾的是,人生的前18年里,他没有在足球上获得任何成就,学习同样如此。等到高二,他开始思索自己人生的方向。

在看到媒体报道之后,他开始在电脑上搜索一个叫做“练习生”的名词。

他了解到,那是韩国造星工业的开始,没有任何演绎经验的少男少女被经纪公司看中,接受舞蹈、演唱等专业训练,能力优秀者会在公司的安排下出道,成为明星。

鹿晗心动了。高中毕业后,他决定留学韩国,梦想成为一名万众仰慕的明星。

因为出众的长相,在韩国著名购物区明洞逛街时,鹿晗顺利被SM公司星探发掘,签约成为旗下替补练习生,踏出了实现梦想的第一步。



鹿晗 童年

那是2008年,整个国家都被一股“韩流侵袭”,从东方神起、到Super Junior,他们像一股旋风一样迅速席卷整个亚洲,无数女孩为之疯狂。两大韩国组合促成了明星商业化运作的巅峰。

而彼时,一个在重庆搞房地产开发的老板敏锐地注意到,当韩国已经通过“练习生模式”开始大笔捞钱的时候,中国还停留在“选秀”造星阶段。

在仔细研究韩国娱乐模式之后,他发出了一声惊讶的感叹:“这东西比房地产赚钱啊!”

于是他迅速成立了一个叫做“时代峰峻”的娱乐公司,将项目名字定为TF,寓意The Fighting,奋斗吧。他希望从重庆本地入手,挑选有潜质的小孩来参与训练。

当时10岁的王俊凯以为这是一个兴趣班,能学学唱歌跳舞,第一批加入。很快9岁的王源也来了,他参与的原因更简单,因为这个兴趣班不收钱,反而给钱。

10年后,SM和时代峻峰从“偶像”这门生意中赚得盆满钵满之际,手里握着海量资金的视频网站开始运作。

他们结合“选秀”与“练习生”两大核心造星名词,开启了日后爆红的综艺节目《创造101》和《偶像练习生》。一个负责推出优质女艺人,一个负责打造唱跳俱佳优质男明星。

无数人争先恐后地涌入到了生产偶像明星的道路,彻底点燃了中国偶像市场。



TFboys

“练习生”是韩国特有的艺人培训体系。1996年,SM公司推出组合H.O.T,成为第一代韩流文化的代表。

在SM公司内部,那一套批量制造“偶像”的模式被广泛接受,它的核心是:一个热爱唱歌或跳舞的普通年轻人,通过一套科学的训练方法,最终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

通过这样统一的模式,从2000年开始,韩国娱乐行业为亚洲娱乐持续输送新鲜血液。




SM最擅长的,是制造一种多达十几人的偶像团体。偶像们通过唱歌、跳舞、参加综艺节目吸引粉丝。最直接的方式是通过整齐划一的舞蹈增强炫目的偶像魅力。

比如东方神起最开始时,十几个人始终一致的动作,在节奏感十分强劲的音乐里,伴随音乐跳起节奏感同样强烈的舞蹈。十几张精致的面庞经得起摄影机捕捉任何细节。

后续包括Super Junior、少女时代,无一不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吸引粉丝。

这样的表演常常需要他们付出巨大的代价,拍摄歌曲MV时,十几个人中只要有一个人的舞蹈动作出现问题,其他人全部都需要重新排练。

为了达到这种效果,SM公司喜欢给偶像们灌输“家人”的概念,家人同时存在于队员之间和粉丝之间。

他们通过这种集体主义对个人进行约束。为了不连累家人,不让自己产生负罪感,他们必须更努力地练习。



少女时代

练习生们接受的训练不只是唱歌和跳舞,长幼有序是礼仪的第一课。他们见到老师走来时,需要立刻如弹簧般从椅子上跳起来,90度鞠躬。

老师的权威不容置疑,练习生可以跟老师提出意见,但绝不能顶撞。如果意见被驳回,必须按照老师的要求做。

一位经历过练习生训练的人说:“练习生制度和别的国家造星体系最大的不同是,沿承了儒家的这种尊卑体系,然后在此基础上强调努力竞争。”

在整个练习生生涯,他们做的最多的事是模仿。模仿欧美明星唱歌时,需要每一个转音都如原唱一般。模仿他们的舞台动作需要一模一样,不容许有丝毫的闪失。

从刚入公司,到最后出道他们往往需要经历长达3—4年的练习时间,团队成员吃住在同一个宿舍,每天一起练习培养某种默契。最终能够成团。

一位国内综艺节目导演在评价练习生制度时说:“它相当于一种教育模式,会把造星当成它教育体系里面的一个分支。”

这种模式能够成功的真正秘密是,长相和技术都可以经过科学的方法改进。


中国企业看到这种经营模式屡屡成功时,迅速跟进。

从最开始的养成女团,到后来的节目综艺,包括TFboys们经历的锻造过程,其根基都是完美的练习生制度。

只要选择走进娱乐公司,练习生们就不得不拼命练习。他们不知道这样的练习能否让自己成为聚光灯下耀眼的明星,但他们深知,一旦失败,这一套培养体系对他们从事其他工作几乎毫无益处。

这场面临生死的艰难旅程,背后掌控着无数人无法承受的代价。




很长一段时间里,张艺兴每天都只能睡3-4个小时,吃饭半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全部留在了练习室里。

从2008年加入SM公司到2012年出道,整整4年的时间里,张艺兴全都泡在了练习室里。

在出道前暗淡无光的日子里,他拼了命一样地努力,只是想要提前走出这种牢笼。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他说:“我们每次结束训练前,练习生们都需要将自己的汗衫脱下,如果能够拧出半桶水,才能回宿舍休息。”

这一切的艰辛,是张艺兴成名的代价。他曾说:“疼痛是练习生的铠甲,汗水则是练习生的味道。”




吴亦凡是当时远赴韩国练习生中,练习时间最久的男孩。在韩国他经历过一段异常难熬的日子。

枯燥乏味的练习生活,他频频尝到苦头。为了让他们更快接受公司安排,SM公司往往不会允许他们接触曾经的亲人。一年至多给一次见面的资格。

来到SM之后,吴亦凡丝毫没有感受到“自己养活自己的快乐”。面对时常给自己打电话的母亲,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很好,一切都很好。”

即便这样,母亲仍旧能通过电话猜测到儿子的状况,接电话时强忍泪水说很好,不接电话时,一定是非常不好。




等待出道的日子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熬,他们被严格限制活动自由,每天只有训练、学习和等待。

希望在这种无止尽的等待中一次次被消耗,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几年的青春丢在了练习室里,没有出道一切将会失去意义。

“到最后其实我也是把自己逼到一个不能回去的地步了。我没有别的路可以选。”走出泥潭的吴亦凡这样回忆过往生活,“再怎么样,我都要坚持下去。”

娱乐行业需要面容清秀,唱跳俱佳的全能型艺人。他们同时还要具备超高的心理素质,能够扛住娱乐圈瞬间涌入的狂热,也能担得起人气迅速消失的没落。

这种精神上的摧残是必经之路。

幸运的是,2012年,漫长的练习生涯结束,张艺兴、黄子韬、吴亦凡、鹿晗等人,组成了后来风靡全亚洲的偶像团体EXO。




像被机器复制出来的一样,他们都拥有着精致的面庞,卓越的唱跳能力,同时不同人设下的不同个性,又收割不同性格的粉丝。

那时他们享有了盛世荣光,在韩国出道,迅速在全亚洲爆红。

鹿晗以主唱、领舞、门面担当的身份,成为“吸粉”能力最强的成员之一。吴亦凡同样凭借rap和颜值在韩国最早引起娱乐话题。

他们通过漫长而幽暗的通道,最终达成了自己曾经追求的某种名望。大量粉丝聚集在其中,为他们奉上自己金钱和信仰。

如同某种隐喻,他们将会被铭刻在中国娱乐行业的进化历程里,成为最为耀眼夺目的钻石。

但这些钻石闪耀出最亮的光,还要等到他们从韩国回到中国。





2014年11月初,财经作家吴晓波被百度评为“最具价值财经作家”,到上海领奖时,接待他的百度工作人员见面第一句话问:“吴老师,你知道鹿晗吗?”吴晓波摇摇头,身后的80后随从人员同样不知道。

在颁奖典礼现场,经过百度的大数据测算,鹿晗以绝对优势举起了“最具价值男星”奖杯。

随后百度公布结果的那条微博,一周内的阅读量达到了惊人的1.2亿次。

几个月后,吴晓波在自己商业课堂上问询坐在讲台下的商业新星,“你们知道鹿晗是谁吗?”同样没有人回答。

在外人极少注意到的地方,鹿晗已经完成了数据上的碾压。单条微博评论数突破一亿条,是他顶级流量最直接的标志。

无论从何种角度理解,这都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数字。

此前微博最多显示9999万条评论。在鹿晗粉丝的反复呼吁下,微博专门为此修改了后台系统。


能够在中文互联网上获得如此巨大的流量,原因是鹿晗回国了。

2014年参加完所有EXO的商业演出之后,鹿晗动情地宣布:“我要回家了”。

这并不是从韩国娱乐工业回国的第一人。5年前,韩庚从韩国男团Super Junior-M的队长位置上宣布单飞回国,获得了国内超高的人气,鹿晗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但更重要的背景是,国内宣布了娱乐禁韩令,韩国歌手在国内的演出被叫停,留给回到国内的鹿晗无限的机会。

回国后,他签约国内顶级明星经纪人杨思维。杨思维此前曾担任范冰冰工作室的宣传总监,亲手操刀范冰冰从“金锁”到“范爷”的转变,将其打造为国内最具商业价值的女明星。

接手鹿晗之后,在没有任何歌曲和电影作品的情况下,经杨思维运作,鹿晗凭借人气一举成为百度搜索最具影响力明星榜首。




同年,鹿晗击败谢霆锋等传统明星,成为内容量、关注度、参与度三大参考体系下,“男星品牌数字资产”的冠军!

2016年,鹿晗以2.3亿元的身价登上了中国90后富豪榜;2017年,他击败了在娱乐圈经营多年的范冰冰、杨幂等人,拿下了明星商业价值榜的第一。

随后他参演张艺谋电影《长城》和《我是证人》。最终票房累计过10亿。

鹿晗变成了摇钱树,只要是他出席的活动或者综艺,哪怕只是露个面,门票最高点都被炒到了上万元。

吴晓波在专栏文章中写到:“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非常有趣的事情:一种新的互联网造星模式开始冲击中国的娱乐经济。”


快速崛起的还有吴亦凡、张艺兴、黄子韬。那时他们经过商业运作成为顶级流量,流量又让他们拿到最优质的推广、代言、影视资源。

吴亦凡很快出演了包括冯小刚、周星驰、徐静蕾等国内一线导演的影视作品。短时间内,吴亦凡不管是在演员、歌手还是艺人身份上,都成为当下时代中最为赤手可热的明星之一。

造星工业同样在中国本土快速崛起。

2012年9月,在重庆练习三年的王源和王俊凯,翻唱了《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两个孩子稚嫩的嗓音,吸引了无数人的围观。

原唱范玮琪转发视频,带动了500万的视频点击量。之后,他们翻唱《洋葱》,点击量突破3000万,上了热搜第一位。

看到逐渐开始起势的组合,时代峰峻的老板看准机会,决定重塑这个团队。

“凯源”不擅长舞蹈,所以另找来易烊千玺。他参加过多次歌舞选秀,还被当评委的高晓松淘汰过。后来提起这事,高老师自嘲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2013年8月6日,3个小男孩正式出道,起名TFboys。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长相呆萌可爱的TFboys,吸引了大量妈妈粉和姐姐粉。

一如王源本人所说,他们三个这样可爱、开朗、活泼的组合,与当时主流的绚丽、精致组合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成为空白市场的拓荒者。

成立仅仅7个月,他们在2014年第二届“音悦V榜”的投票中,拿下“内地最具人气歌手奖”。

随后他们推出了自己的单曲《青春修炼手册》,成为红遍全国的新生代偶像艺人。




一如吴晓波所说,此前明星制造路径是“演艺产品——大众媒体关注——话题营销”的三部曲。但在鹿晗、吴亦凡等人出现后,这一过程被大大缩减。

偶像练习生的机制通过富有吸引力的外表和人设,直接在社交媒体里聚集粉丝,激发粉丝扮演起偶像经营推广者的角色,倒逼媒体和大众关注。

毫无疑问,粉丝是促成偶像明星最重要的一环。他们疯狂的购买力、网络投票数据直接带动了偶像的影视、广告资源。

2015年时的一场商业活动现场,鹿晗跳完一段劲爆的舞蹈之后,主持人面对尖叫了整整2个小时的粉丝询问鹿晗:“粉丝对你来说是怎样的存在?”

“致爱!”未等鹿晗开口,一位年轻女孩拼尽全力抢答。那是鹿晗新专辑里一首歌的名字。

“对,致爱。但我觉得也是互相影响的存在。互相影响对方朝更好的方向走。”鹿晗的表情有些羞涩。

粉丝用购买力催促着偶像前进,而偶像则体现出对于粉丝的关爱,他们彼此影响,相互成就。




吴亦凡参与主演的电影《老炮儿》上映前,百度贴吧负责人就曾找到粉丝说,只要在贴吧里盖一个楼,回复数量达到50万,就会在百度APP的开屏页面里,放一张硕大的吴亦凡的脸。

然后大巴巡游,带着吴亦凡的脸在北京市区跑,让所有人看到他们偶像精致的面容。

结果不到14个小时,贴吧里的回帖数量就达到了50万。粉丝经济的强大推动力可见一斑。

更为恐怖的是,经纪公司深谙一种叫做“虐饭”的经营方式。

粉丝对偶像的疯狂感情投资,是一场需要剧情培养的养成游戏。偶像们常常被定义为单纯的、美好的。

一旦这种单纯遭遇到虐待,粉丝们便会激发出巨大的保护欲。虐待的过程越长、效果就越好,粉丝对偶像就越欲罢不能,不容易脱粉。

经纪公司通过减少偶像们的曝光度,促使粉丝疯狂购买偶像的单人专辑和衍生品,向经纪公司证明自家偶像的商业价值,用钱为他赢得受重视的机会。

被誉为“选秀教母”的龙丹妮就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在制作张艺兴参加的《明星学院》时,她就发现,那些有争议的选手不断登上冠军的过程,远比那些看起来更完美的选手,能收获更坚定的死忠粉。

2014年仍在韩国的吴亦凡遭遇过一次公司的雪藏,突然没了任何消息。很多粉丝便自发跑到韩国,每天在SM公司门口等待吴亦凡。她们成箱成箱地购买专辑、DVD。

两个月后吴亦凡出现在EXO上海演唱会上,将近600个粉丝来到上海,花高价买下舞台正中间的位子,举着灯牌,为吴亦凡呐喊。


吴亦凡英文名 Kris

粉丝经济已经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闭环,他们拥有组织性较强的粉头,负责联系粉丝在各种数据榜单上刷榜。

她们拥有统一的服装,带有相似的标志物,在硕大的空间和场所里,制造一场又一次的舆论盛宴,用最大的声音让所有人都注意到自己梦中那个完美的人。

粉头同时通过制作应援物资,兜售各种见面会、演唱会门票,在粉丝圈层中获得不菲收入。

从始至终,那些看似光明磊落、精彩无比的偶像明星背后,几乎全部都是基于人性和财富衍生出来的生意。

这是一种让人恐怖的精神毒品,甚至类似于某种邪教。我们目睹偶像的精彩和落魄,只不过是一个个设计精巧的骗局。

而那些女孩身处其中,除了挥霍掉青春和金钱,或许一无所得。


2017年10月8日中午12点整,鹿晗微博公布恋情:“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女朋友@关晓彤。”

随后,这条微博引爆了中文互联网。半个小时之内,大量粉丝涌入,“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体迅速刷屏,微博服务器陷入瘫痪。

鹿晗的流量达到峰值,一战封神。

衰落也快速显现。尽管鹿晗公布恋情占据热搜数天,获得超高流量,但鹿晗似乎并没有意识到粉丝的愤怒。

在评论区,除了一众明星的祝福,更多的则是来自粉丝的谩骂,她们开始绝望。有粉丝直言,难以接受程度类似于“男朋友在我眼皮底下找了小三”。

在鹿晗的粉丝群体中,90后女生占据了绝对主力的位置。她们大多将鹿晗当作恋爱幻想的对象,自称为“女友粉”。鹿晗恋情的公布,对于她们而言是灭顶之灾。

她们将鹿晗捧上神坛,也将鹿晗拽入深渊。




数据统计显示,鹿晗公布恋情当天核心粉丝圈,一夜流失30万死忠粉,鹿晗粉丝站“朝鹿”宣布解散,这个从鹿晗回国开始,花了近千万陪伴鹿晗度过最艰难时光的粉丝群直言:人总会长大。

同样,在没有成熟作品背后,张艺兴、黄子韬包括吴亦凡,也逐渐走下流量神坛。

吴亦凡在参与《中国新说唱》之后,因为被无数说唱歌手质疑他的制作人水平,陷入了无休止的网络骂战。

虎扑论坛里,有人刻意发布吴亦凡未经过修音的演唱歌曲,极为难听。




在参演周星驰监制、徐克导演的电影《西游伏妖篇》时,有媒体采访三人。其中主持人问吴亦凡:“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帅?”吴亦凡答:“我不觉得。”

坐在一旁的周星驰打断了主持人的访谈,质问吴亦凡:“你再说一遍,你不觉得自己很帅吗?”

吴亦凡不知所措地说:“我不觉得自己是个帅哥。”周星驰回怼到:“你不觉得自己很帅,那我们为什么要找你?”

吴亦凡一脸尴尬地说:“一定是因为我的演技!”所有人哈哈哈大笑,吴亦凡笑得最为心酸。


有人曾统计过所有流量明星参演的电影、电视剧评分,其中鲜有能够达到8分之上的作品。大部分作品停留在5分,甚至有3分这样的超低分。

鹿晗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从头到尾让他塑造一个角色,几乎不可能。当下娱乐工业的运转没有留给小鲜肉任何打磨演技的机会。

数不清的综艺和商演使得他们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地露个脸,就能保证背后的经纪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为何还要费力不讨好去钻研一个角色,打造一首歌曲?

这是娱乐圈留给所有流量明星的难题。

在人人赚快钱的时代,没有公司再去培养小鲜肉的艺人职业生涯,也没有人再去为观众负责。也因此注定了当下的“偶像”极容易被取代。




2018年年初,一档叫做《偶像练习生》的综艺节目火爆全网,成为压倒吴亦凡、鹿晗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那部综艺节目中,大量类似吴亦凡、鹿晗的偶像被培养出,其中C位出道的蔡徐坤成为最大赢家。

好看、谦逊、对粉丝百般宠溺的第二代流量明星崛起,开始蚕食此前流量明星的新鲜度。

据艾漫数据显示,从上一代偶像明星里走掉的粉丝,纷纷去到了蔡徐坤、TFboys、朱一龙等新生代偶像明星那里。


同样崛起的还有被人们称为“锦鲤”的杨超越。她在一档选秀节目中,凭借呆萌的大眼睛,可爱的行为被无数人喜欢。

投票后,这个几乎毫无才艺可言的女孩,最终成为当季节目最大赢家。一时吸粉无数,甚至被称为“锦鲤女孩”。

新的王朝开始建立,老旧的王朝被拍死在沙滩上。


鹿晗、吴亦凡、蔡徐坤等流量明星崛起又衰落的过程,背后折射出的是一种虚无的饭圈文化。

在这个移动网络时代,总有会新鲜的男孩女孩怀揣着对世界直观且单纯的观察。

他们会被颜值吸引,会被营造出来的人设感动。他们需要一个又一个新鲜好看的“偶像”填补空虚的内心。

向往快餐文化背后,没有人再沉下心来打磨一个作品,没有公司去认真经营一个艺人。



娱乐产业发展至今,逐渐向越来越空洞乏味的方向进化。他们不断制造一个又一个热点事件,给人们带来某种刺激。以此让人们感受到某种人生况味。

殊不知,浪潮来得快,去得更快。能够被颜值轻易打败的人,往往会在短时间内审美疲劳,迅速将目光转移到更加年轻、帅气的偶像身上。

但正如那句网络流行语所说:“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整年轻。”陪同新一代偶像明星成长起来的,是更为年轻、充满活力的新一代年轻男孩女孩。

吸引他们就是流量明星本身的宿命。在粉丝青春年少的时候,收割掉这一波流量,用属于自己的青春换来娱乐圈中的功名。

至于此后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没人知道。


曾经,娱乐工业是大众艺术和商业的交叉,而在当下,它似乎已经变成了“流量”的独舞。

制作明星的过程,就是流量生产的过程:人设是为了流量,水军是为了引流。

一个被娱乐公司打造出来的新人偶像,想要获得娱乐圈的重视,只需要流量工厂里的生产线适当倾斜一二。

曾经很多人都被偶像明星在练习生阶段,经历的坎坷和挫折感动。

但人们似乎忽略了,那些努力背后,偶像们指向的目标和意义,他们带来的影响,并非是让成千上万的人专注于让这个时代变得更好。

而是鼓励了人们去强调自己内心的感受。去追捧,去迎合,去放纵。

偶像经济背后,那些痴迷于偶像肉体或者精神的人们,在迷恋这些人的同时,也浪费掉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

当一切回归平静时,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和偶像们陷入的是一场多么空虚和无聊的盛世狂欢。

【延伸阅读】深圳被委以重任,一盘大棋正在展开……

广东,取自广南东路之缩写。宋太宗至道三年,朝廷将广南路分为东路与西路。就是今日之广东与广西。广南路即为汉地之南的意思。

秦统一六国前,北方才是最好最富庶的地方,浙江福建还是蛮荒之地,别说更南面的广东广西了。这里只有烟雾水气与疾病。

海洋文明的时代到来了,从宋代起,广州逐渐变成了商贸胜地。

与海洋文明渐进式崛起相比,北方游牧文明的爆发式崛起,率先击溃了中原农耕文明。

忽必烈的蒙古铁骑在今天广州边上的新会市崖山,灭亡了南宋。陆秀夫带着小皇帝一起跳了海,他说:“陛下,国家已经到了如此的地步,我们只能以死殉国。自此,华夏文明中断百年。”

清代虽说五口通商,但实际上只有广州真正起到了作用,于是广州率先成了一线城市。

故事还是得从1840年开始讲,那一年清政府在虎门销烟,触动了英国人的利益神经,同年鸦片战争爆发。据说林则徐骑着马,远远望见英国的舰队,吐了一口鲜血然后摔下了马。

次年1841年1月24日,英国占领香港。

1842年8月29日,英国政府同清政府签订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其中第三条规定把香港割让给英国。
1856年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强迫清朝政府于1860年10月24日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的中国领土给英国。
1898年6月9日,英国趁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又强迫清政府缔结了《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把位于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及附近岛屿的中国领土,即所谓“新界”,租借给英国,为期99年。1997年6月30日期满。

广南东路,见证了两次农耕文明与外来文明的相遇,一次游牧文明,一次海洋文明。

心有戚戚焉。

没有香港的特殊历史,就没有深圳这个小渔村走上历史舞台的机遇

或者说,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香港隔壁是谁,谁就会被选择成为“深圳”。放到今天,或许我们可以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但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并非如此。
我们把时光拉回到1979年。

1979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接见交通部长彭德清与袁庚,听取关于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蛇口工业区的汇报。李先念批示:“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

2月,中共中央调查部委员会为袁庚平反并恢复名誉。1979年7月20日,蛇口工业区正式运作。

袁庚这个历经坎坷的人,终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并大放光彩。

没有他现在就看不到中国平安、招商银行、蛇口自贸区;没有他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很可能会被推迟;没有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92年就不会被确立。历史的洪流选择了他作为一个主义的践行者。

或许,你不了解他,但是他说过的一句话你一定知道: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就深圳讨论深圳,我认为这个思考还不够深刻。放到大湾区和珠三角讨论,也只是一种地缘性的思考。我们要将思考放到整个中国格局的思考中。

深圳的每一步,都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排头兵,试验田

故而《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意味着,一旦得以验证,便会大规模普及。整篇意见共十九条,涵盖方方面面。但其中有几点值得高度注意。

从“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有利于率先探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路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这一句中,我们便可确信这既是对深圳的利好,也是对全国的利好。

第八条中写道: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立法权,在遵循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基本原则前提下,允许深圳立足改革创新实践需要,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提升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加大全面普法力度,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风尚。

这意味着深圳不仅仅是经济特区了。更是制度上的特区。

第五条写道: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未来通信高端器件、高性能医疗器械等领域创建制造业创新中心。开展市场准入和监管体制机制改革试点,建立更具弹性的审慎包容监管制度,积极发展智能经济、健康产业等新产业新业态,打造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中国向科技树的顶端迈进的进程并不会停止,并且会越来越快。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制度来帮助之。

开篇写道:有利于更好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

全文七次提到大湾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粤港澳大湾区是继美国纽约湾区、美国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之后世界第四大湾区,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

整个大湾区目前的经济体量是10万亿,有完善的产业集群及纵深。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中国未来与世界的接轨,在全球上的竞争,将充分得发挥出集群作战的优势。

同时,大湾区战略不只局限于经济层面,是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内政外交于一体的综合性国家战略。

另外有两点:一、不要老想着炒房,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

第五大点写道:率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发展格局。

第十四条提到:“建立和完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加快完善保障性住房与人才住房制度。”

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虽然各大城市本地人躺着不动都能获得一定的红利,但是越开放城市,市场竞争会自动进行红利分配。

所以千万不能滋生高枕无忧的想法。那些躺着不动的本地人,最后都逐步被淘汰下去了。

深圳的精神是什么?从蛇口工业区走上历史舞台时,或许就已经诞生了。他是锐意进取,他是自强不息,他是英雄不问出处,他是相信向上的力量。

北上广深。除了深圳,都起码繁荣了百年,乃至几百年。北京从元大都起,广州从南宋起,上海从清末起。所以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土著,他们也因此有很多傲慢与偏见。

但当我们说到去深圳,好像约等于去奋斗的时候。我想这便是深圳在人们心中的心智。而这种心智形成了一种对人才的虹吸的能力。就好像说到成都,大家都觉得比较休闲。很少有人想着去成都奋斗。

这一旦成为一种共识,便产生了巨大的力量。而这种认知,才是各个新一线城市,要思考的,你在大家心中到底代表了什么?你如何创造出更吸引人的认知?

所以当我们讨论深圳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这种奋斗的精神,如何影响更多得年轻人。

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中国快速的崛起,与几代人相信奋斗可以改变命运密不可分。

但如果奋斗无用论在还未进入正循环的年轻人中蔓延开来,垮掉的便是相信它的年轻人,受伤害的便是没有即时扭转这种认知的城市。

深圳的地缘优势,大多数城市不可能复制,但有的东西可以去创造:那就是创新+人才。

这几天,关于深圳的只有利好和利好。但我们还是得冷静客观得思考一些问题。

一、2018年深圳的GDP突破2.4万亿元,达到了24221.98亿元人民币。在我国大陆地区,人均GDP除了以资产资源为主的城市。比如克拉玛依市和几个别的类似的城市外,排第一,高于北京和上海。这意味着经济继续向上冲刺,已无参考对象了。深圳需要自己找到一套方法。

二、深圳的一部分红利来源自没有什么历史包袱。整个城市的平均年龄是33岁,几乎以外来移民为主体,来的人都是来奋斗赚钱的。每年仍然有50万的新增外来人口。医疗问题,养老问题并未凸显。别的城市要面对的赡养老人等等问题,在这里都没有出现。但总有一天会出现,怎么提前预防?如果把别的几个特大城市的包袱都甩掉,深圳还是不是最强的?

三、深圳已经是一个特大城市了,他有了一批先富起来的人,这个城市怎么进一步让“水”不静止,创造出更多的希望,是全国都在看的。

徐瑾在经济学大师30讲中提到:
经济学家赫希曼在1958年撰写了《经济发展战略》。在赫希曼看来,发展的路径是一个链条,是靠一个现象推动一个现象,一个发展推动另一个发展。这个过程,本来就是不平衡的。

邓小平说: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这其实就体现了非平衡增长的智慧。


四十年前,深圳是这个意义,四十年后还是这个意义。

再读读第一段,你大概能明白我为什么要在第一段写和深圳好像无关的事情。

但万物必然相连,"广南东路"的过往,我们不能忘记。

因为不忘记,所以更加奋斗。

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荣辱与兴衰。

四十年前,历史选择了深圳。四十年后,他再一次被选择。

但其实,是这个国家被选中,我们都见证了这个国家的复兴。

我们都分享了国运的红利。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远大前程。

问题总是有的,但解决问题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我们始终要相信,悲观者往往正确,但乐观者往往成功。
【延伸阅读】湖南,霸得蛮

这段时间以来,我写了几篇关于地域文化的闲文,也引来不少反馈。很多省的朋友都留言希望写一下本省,其中最扎眼的评论来自一位湖南仁兄:“志纲敢写湖南吗?没有五十年的功力,写不透湖湘。”

寥寥几句,湖南人的傲气跃然纸上。

当然,这位老兄说的不错,湖南的确是个既重要,又难把握的话题,他这么一说,反而引发了我对湖南的思考。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可这个道理在湖南不太灵光。

同一条湘江的化育之下,湖南人在古代和近代的表现可谓是天差地别,在悠长的古代如漫漫长夜,偶尔才惊现星光点点;而到了近代湖南却风起云涌,气象万千,不仅有璀灿群星辉映天际,更有红太阳喷薄而出。

差异显著的古今对比,让研究湖湘文化的学者伤透了脑筋。莫非一方水土果真有所谓的“气数”之说?

潇湘遗响


毋庸讳言,清中叶以前,湖南人在国史上罕有表现,“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

融合殷商文化末流和楚蛮文化余绪所形成的楚文化,虽以宏阔奇诡、惊才绝艳著称,但毕竟离中原而独行,终归不是主流。更何况荆楚、湘楚、巴楚三楚之中,荆楚最得楚风,湘楚只得其余韵。

湖南的人文可观,锦绣山水与大块文章两相呼应。
正如陆游诗云:“不到潇湘岂有诗”,三湘大地上有《九歌》之瑰丽奇幻;《过秦论》之汪洋恣肆;《桃花源记》之诗酒田园;《岳阳楼记》之天下苍生;有诗仙登临岳阳楼,留下“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的风情;有诗圣在骚乱的潭州街头偶遇长安故人,发出“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的绝唱;有秦学士倾倒众生的“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有黄庭坚客居衡阳时写下的“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然而尴尬的是,无论屈贾、李杜还是苏门四学士,都是潇湘过客。反观历代湖南本土人才之稀,寥若晨星。

除了蔡伦、欧阳询、周敦颐、王夫之寥寥几人外,乏善可陈。以至于唐朝好不容易有个名叫刘蜕的湖南人中了进士,都被称为“破天荒”。就连“破天荒”一词,也算湖南对于成语界少数贡献之一。

近代以降,湖南却突然登上了历史舞台,群星璀璨,揽天下兴亡于一身。

从“无湘不成军”,到“中兴将相,什九湖湘”,再到“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百年间湖南涌现出来的人才,论质论量,江、浙、粤三地集合全力差可抗衡。

平定太平天国一役,湘军打出总督14人,巡抚13位,封侯拜相,风头无两。此后每一波的社会风潮,总有湖南人挺立潮头,守旧者有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维新者有魏源、郭嵩焘、谭嗣同,革命者有黄兴、蔡锷、宋教仁……

在民族救亡图存的关头,一批又一批湖南人以天下为己任,赴汤蹈火,前赴后继,确实挺起了中国的脊梁。湖南政治家杨度曾写到:“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是何等的自信与豪迈。

到了共和国开国,湖南人的表现更加卓异,1955年授衔时,十大元帅湖南人占3位,十大将湖南人占6位,57名上将湖南人占19位。

湖南人以生命和鲜血,以责任和担当,照亮了中国近代的深邃夜空,书写了中国近代史上最绚烂的百年风流,也把原本壅塞、贫穷、落后的湖南推上了历史的舞台。

对比湖南与周边省份,会发现湖南崛起的很突然。比如两湖之比,从荆州到武汉,历史上两湖地区的中心一直在湖北,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湖南都是唯湖北马首是瞻。

到了近代,湖北却稍逊一筹,拿得出手的也就武昌首义,湖南却是敢为天下先,引领百年风骚。

再看湖南和广东,湘人与粤人同样叱咤风云,在近代中国史上都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但广东更像旋转舞台,新思潮、新革命多肇始于此而流传到全国。

报春花一样的广东,只能静待下一场春天的到来,而湖南却是长达百年的薪火相传,绵延不绝。

湖南和江西的对比也很有意思,历史上江西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甚至很多湖南人都有着江西的血脉。

然而到了现在,江西却变得不明不白,提到江西,外省人大多一脸茫然,湖南却血性不改,一路火花带闪电走到今天。

湖南的突然崛起,究竟有什么奥秘?

有人说奥秘在于三闾大夫,屈原给湖南这片蛮荒之地带来了绵延文气和家国情怀不假,但终归千年往矣,只剩历史深处的隐约余响。也有人说奥秘在于船山先生,王夫之作为精神教父固然重要,但毕竟囿于湖南一地,而且只见义理不见事功。

真正让三湘四水为之一开,引领百年风流的,我认为是曾国藩。



百年风流

讲湖南百年风流,绕不开曾国藩。

关于时势与英雄,有很多说法,“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人类历史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伟人的历史”……这些观点失之偏颇,但用在曾国藩和湖南上,却有几分道理。

湖南人的性格固然鲜明,但其在近代历史上的突然“发力”,单纯从地缘上解读显然缺乏力量,硬说是屈原或者王夫之的光辉照耀也有些勉强。

真正改变湖南的,是英雄与时势的风云际会。

世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

命运的聚光灯扫过历史舞台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人突然冒出来,像雄鹰一样掠过历史的天空。曾国藩的崛起,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千年来边缘、闭塞、蛮横、上不了台面的湖南,随着曾国藩的文治武功一同闯入历史舞台,湖南的历史乃至成千上万人的命运,也都被彻底改写。

我读了很多写曾国藩的书,要么晦涩艰深,要么云山雾罩,抑或不知所云的厚黑之学,其中唐浩明的《曾国藩》算是最经典的版本,仔细还原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如何够力挽天倾,成就不世之功的。

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评价曾国藩:“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两个敌对阵营的领袖,中国近代史的主角,对曾国藩的评价都是高度统一的完美。

事实上,比起历史上另一个公认完人王阳明,曾国藩连中人之姿都算不上。

湖南双峰 曾国藩故居
小时候曾国藩在屋里背书,恰好有个“梁上君子”想趁着曾国藩背完书休息后偷点东西,但没想到曾国藩这一篇文章翻来覆去读了十几遍也背不下来。

这位小偷忍无可忍,跳下来大骂:“这种笨脑壳,还读什么书!骂完将曾国藩所读的文章从头到尾一字不落的背诵一遍,扬长而去。

曾国藩前后考了七次才以倒数第二的成绩考中秀才。且不说名冠天下,13中秀才,15中举人的大才子张之洞,就是和他后来的学生李鸿章相比,曾国藩的才气也远远不如。

如果单论事功,王阳明没法和曾国藩比。但在精神和义理层面,王阳明是曾国藩至关重要的榜样。如果没有王阳明文人领兵的先例,曾国藩也不会筹建湘军。

道理很简单,乔布斯和苹果的成功,我们可能没什么感觉,毕竟各方面差异太大,没有可比性。但当你眼睁睁看着任正非和华为的崛起,肯定会想:一个贵州佬能做的,我为什么不能?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苦读多年,终于中了进士的曾国藩,仿佛开了窍,十年七迁,官运亨通。但如果没有太平天国,曾国藩不会有那么大的名头,顶多是文章传世罢了,乱世给了曾国藩自主创业的机会。

1851年,太平乱起,烽烟遍地,湖南局势糜烂。咸丰情急之下,诏命在乡下丁忧的曾国藩帮助地方官员兴办“团练”,曾国藩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练成了一支一万七千人的队伍,踌躅满志,挥师北上。

谁知一败于岳州,再败于靖港,损失惨重,万念俱灰的曾国藩纵身跳进湘江,幸好被部属及时救下,一路风吹浪打、旌旗飘摇,仓皇逃回老巢。这应该是曾国藩一生之中最失意的一天。

然而不久后,湘潭传来捷报,“湘潭水陆大胜,十战十捷”,黄泉路近的大清王朝又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一时间,朝廷褒奖,绅民欢呼,湘军成了滔滔天下的中流砥柱。

此后曾国藩振作精神,重又踏上屡败屡战、艰难隐忍的封侯拜相之路,历经十年艰苦,终成不世之功。

就在曾国藩手握重兵,威望正隆时,年纪轻轻便名动天下,自诩通晓帝王术,“非衣貂不仕”的湖南老乡王闿运作为说客出现了。此公也的确有两把刷子,26岁就成了权倾朝野的重臣肃顺最依仗的幕僚,俨然半个帝师。

肃顺倒台前的半年,王闿运若有所觉,悄然离开京城,辗转南下,持帝王之学游说曾国藩,劝其割据东南,自立为王,与清廷、太平天国三足鼎立。然后徐图进取,收拾山河,成就帝王伟业。

游说过程中,曾国藩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一边听王闿运讲,一边有意无意点着茶水在桌上比划。谈话中途,曾国藩临时有事出去。王闿运起身,看到曾国藩桌上写满了“狂”“谬”二字,一腔热血顿时冰凉,随即告辞回乡。

曾国藩究竟有没有心动,无人可知。只能从日记中知道:“傍夕,与王壬秋久谈(王闿运字壬秋),夜不成寐”。

王闿运之前,许多湘军重量级人物也曾或明或暗鼓动过曾国藩。胡林翼捎来左宗棠的一副对联,“神所依凭,将在德也;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面对多年的至交好友,湘军核心人物胡林翼,曾国藩没有当场表态,只是说“容我考虑一下”。

几天后,曾国藩将对联改了一个字,回复给胡林翼,“神所依凭,将在德也;鼎之轻重,不可问焉”。胡林翼看了不再言语,几日后便返程湖北,几个月后病死武昌。

胡林翼走后不久,安徽巡抚彭玉麟也送来密信,“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傲气如左宗棠、练达如胡林翼、淡泊如彭玉麟,三个性格迥异的湖南人,前前后后表达了同一种想法。

湖南这个地方也怪,政治情节特别强。治世时“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乱世就苦学人君南面之术,图谋做帝王之师。这既是湖南人的优良传统,但有时也会失之于过于功利。

我和湖南卫视的灵魂人物魏文彬很熟,他是文化湘军的代表人物,十多年前他请我给湖南广电做战略策划,也做了一场演讲。

讲演完以后,老魏突然冒出一句话:“志纲啊,你为什么不从政呢”?在他看来,有才华却不去出将入相走仕途,简直太亏了,这就是典型的湖南人心理。

1864年,湘军攻破南京,恢弘华丽的太平天国轰然坍塌,曾国藩个人威望到达巅峰。湘军气焰熏天,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千年古都南京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长江之上来往的都是湘军将领装满子女财帛的船只,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湖南人中都流传着一句话:“到金陵发财去”。

一片大好形势下,曾国藩更加忧心忡忡,清廷、太平天国、湘军三股势力已去其一,对于清廷来说,湘军的存在已然尾大不掉。王闿运的出现更让曾国藩警觉,这种狂生都来劝我称帝,朝廷会怎么想?

果不其然,封赏与敲打接踵而至,慈禧早已摆好卸磨杀驴的架势,湘军内部群情激奋,曾国荃率多位湘军高级将领齐聚曾国藩府邸,图谋重演“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戏码。

一片劝进声中,曾国藩闭门屋内,一言不发。僵持良久,曾国藩差人送出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所有人见事不可为,才默然散去。

下定决心不反,曾国藩马上开始自剪羽翼,首先开刀的就是自家人,曾国藩强令曾国荃解甲归田。曾国荃带着一腔愤懑和满船金银财宝,返回湘乡老家,曾国藩赠给他一副对联,“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

曾国荃走后,横扫江南、威震天下的湘军也迅速被裁撤,峥嵘岁月瞬成过眼云烟。自断牙齿和羽翼的曾国藩,赢得了清廷的空前信任。千百年来,功高震主又全身而退者,寥若星辰。

世上有两种人可以成大功、立大名,一种是情商极高、修为极深的人,能忍常人所不能忍;还有一种是天赋极高、能力极强的人,能为常人所不能为。曾国藩属于第一种人,而左宗棠属于第二种人。

左宗棠一向自负才高,以当今诸葛亮自比,谁知屡试不第,一怒之下蛰居乡间以教书为生,直到48岁才得到天子钦点,协助曾国藩办理军务。

彼时李鸿章也在曾国藩麾下,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其三初次聚首,三人能力非凡,又性格迥异。

李鸿章看重功名,曾放言“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而左宗棠更看重事功,落魄时常以“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自勉。曾评价李是“拼命做官”,功利心太重,对左则推崇备至。曾左虽有矛盾,无非是“一时瑜亮”的相爱相杀;而左李之间,则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互相倾轧。

左宗棠寒微时名头已经极大,胡林翼称其为“近日楚才第一”。风烛残年的林则徐乘舟路过湖南时,在湘江边上专程滞留一天,特地等候自诩今亮的左宗棠。

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彻夜倾谈,纵论国家大计。这是他们初次谋面,也是最后一面。

晚年的林则徐世事看透,只有一事放心不下。他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托付重任”、“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

两人见面不到一年后,林则徐溘然长逝。

25年后,垂垂老矣的左宗棠终于秉承林则徐遗志,力排众议、舆榇出关,一举克复新疆,为华夏子孙保住了160万平方公里大好河山。此等壮举,就决于二十五年前的一个寒冷冬夜,湘江边的一条小船之上。

1983年胡耀邦去西北视察时,曾引用“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这首诗让当时刚从兰州大学毕业的我印象深刻。

后来我多次去新疆,沿途还能看到很多合抱粗细的左公柳,心中不由感慨,湖南蛮子确实了不起。

日后平定新疆的王震,最推崇左宗棠,再加上王震也是湖南人。我在兰大读书时,学校里有位专门研究左宗棠的老教授。王震专门请他吃饭,暗示他来写一下湖南人的风起云涌和当代左公的功业,究竟写没写尚且不论。但从曾国藩到左宗棠,湖南人开始走上时代中央。

曾左之后,看似烟消云散的湘军,实则给湖南埋下了天翻地覆的种子。

从古至今,湖南人就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千年以来岳麓书院弦歌不绝。湖南虽然地域广阔,但肥沃之地不多,大部分土地贫瘠,出产不丰富,又加之人多,故而从整体上来说民生贫困,国家从湖南所得之税收也少。

文书上说,湖南全省一年税收不及江南一大县,上马从军或下马读书,成了很多湖南人改变命运的唯二办法。

一位湖南博士曾给我讲小时候父亲怎么培养他读书的。他父亲站在水田边,拿着一双草鞋和一双皮鞋教育儿子,话也很简单,好好读书就能穿皮鞋,不读书就和你老爹一样,穿着草鞋顶着赤日下地受罪。

他深受震动,终于通过不懈读书走了出来,而这样的故事从古至今,在三湘大地上遍地皆是。

当年苦于条件所限,只有少数湖南人才能读书。然而几十万盆满钵满的湘军裁撤回乡,一夜间完成了原始积累,他们开始在家乡置田地、聘塾师、教子弟,短短一二十年之内,三湘大地开始兴起一股教化之风。尤其在洞庭湖一带,更是文化昌明,全国各地有才华的人都愿意到湖南去教书。

讲到湖南的风气之开,这还有一个人物不得不提,就是陈寅恪先生的爷爷陈宝箴。

陈宝箴在湖南巡抚任职期间,积极推行新政,开设时务学堂,出刊《湘学报》,整顿吏治,革除旧习,启用和推荐维新人物谭嗣同、梁启超等,可谓营一隅为天下倡。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湖南成了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教育事业发达,新式学堂之多居全国前茅,时务学堂尤为著名。

《湘学报》名满海内,陈宝箴功不可没,其人虽仕途蹇塞,文脉却绵延不绝。其孙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

陈氏一脉虽不是湖南人,却和湖南渊源甚深,湖南是陈寅恪的第二故乡。解放后,陈寅恪也遭受到了风波的冲击。

当时陶铸(湖南祁阳人)任中南局书记,出于对陈的尊敬和爱护,时到中大去访谈,嘱有关方面给陈以照顾。

由于陈双目损坏,陶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还嘱咐在他的院子里修一条白色通道,让他闲余散步时不至摔倒。殷殷关怀成了知识界的佳话。这也算陈寅恪晚年与湖南人的一段缘份吧。

除了物质条件大发展,曾国藩也为湖湘文化注入了新的精神内涵。战争把曾国藩和湘军推到时代的前列,南征北战让世代居住在穷乡僻壤的农民有了外出闯荡的机会。

见识过人世间最复杂最严酷的斗争后,他们的眼界大为开阔,胸襟大为拓展,见识大为提高。湖湘文化在最广大的层面上有了质的提升,国家、天下、道义等原本只是少数人关心的话题,开始出现在很多普通湖南人的嘴边。

千百年来,湖南人形成了独特的性格特质,而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横空出世,让大批湖南人“走出去”,把财富与知识“请进来”,给湖湘勃兴添了最后一把火。

湖南人继承自远古楚人奔放浪漫、天马行空式的自我主义逐渐提升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经世致用的功业追求逐渐变成忧国忧民、救世拯时的忧患情怀;轻生任侠的血性变成为理想而献身的牺牲精神;霸蛮易怒的祖传性格变成了顽强果毅的坚执定力——从物质到精神、从眼界到心胸,湖南终于彻底升华了。

如果说曾国藩是湖南百年风流的上半场代表人物,他去世21年之后,下半场的代表人物毛泽东正式登场。



17岁的毛泽东外出读书临行前,改写了西乡隆盛的一首七言绝句:“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是典型的立志诗,湖南人的经世致用、壮怀激烈已经有所体现。

而在青年毛泽东的一方天地里,曾国藩也占有独一无二的位置,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把他对曾国藩的崇拜悉数传递给了这位学生。

毛泽东早年曾经下苦功研究过曾国藩的著作。曾国藩的治军方略和处世之道深深地触动过毛泽东的心灵,使他发出了“独服曾文正”的慨叹。

当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后,很多人攻击他不懂军事。这种说法其实很可笑,湖湘天生重血性,再加上湘军余威犹存,毛泽东在湖湘这片江湖上学了很多东西,比如拿家喻户晓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曾国藩编写的“行军歌”对照,会发现前者简直就是后者的翻版。

而且毛家一直有着从军打仗、驰骋疆场的家族传统。毛氏家族的始祖毛太华便是“以军功拔入楚省”。此后,毛太华的子孙秉承他的刚毅和血性,投身行伍、闯荡天下者代不乏人。

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崛起后,大批毛氏子弟加入湘军,形成一股从军潮。

在这样有军事传统的家族中成长,毛泽东耳濡目染,不可避免地接受到尚武精神的影响。据韶山的一些老人回忆,毛泽东从小好角力,喜欢玩打仗的游戏,对《三国演义》、《水浒》、《说唐》等描写战争的书爱不释手。毛泽东的思想、志向和军事才华,都和湖南这片土地有很深的渊源。

国共战争中,两党的许多著名将领都受过曾国藩军事思想的熏陶。蒋介石是曾国藩的狂热信徒,但蒋更多学的是私德,而毛泽东则是从学习到扬弃。

蒋介石身边浙江人居多,而毛泽东身边则围绕着一大批优秀的湖南人,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等,结果是霸蛮的湖南人打败了灵秀的浙江人。

从曾国藩建湘军到新中国成立,短短一百多年。湖南一地汇聚澎湃汹涌的能量,涌现出的一批风流人物,为中国境内所仅见。

在主流口径中,几乎众口一致的认为现代中国发展于文化中心——北京,或沿海对外中心——上海和广州,湖南则被普遍描述为一个偏僻落后,需要加以启蒙的内陆省份。

然而先后诞生曾国藩与毛泽东的湖南,完全够格来讲述古老中国的百年风流,湖南人波澜壮阔的一百年,改变中国的历史,也重塑了湖湘精神。

三湘四水

纵向的百年风流讲完,我们再讲讲横向的三湘四水。四水没有多大争议,但三湘是什么?很多湖南人也说不清楚。

偌大的中国,除了老家贵州之外,我把每一个地市都走过的省域,湖南是少数几个之一。

多年来我们受湖南各方面委托做了很多项目,也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长株潭不说,还有号称“德国”人的常德、因异蛇而出名的永州、“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的郴州、面朝湖北背朝湖南的岳阳、铁血柔情并存的湘西、蛮勇的邵阳等有涉足。

湖南像一块夹心饼干,总体风格统一之下,又各具特色,随便拎出几处都很有韵味。

第一片,就是以常德为代表的湘北区域。
常德之于湖南,就像潮汕之于广东,说的也是西南官话,它既有湖南的蛮勇,又有湖北九头鸟的精明,出状元,也出政治家,我八九十年代去湖南,当地人都戏称湖南是“德”人统治。

常德人经商厉害,从政也很厉害,拉帮结派,互相提携,湖南人讲起常德的时候,总有点异样的感觉,这点也很像潮汕人。

常德还有一大特色——米粉。米粉是长江流域中上游的几个省份的硬通货,云贵湘赣都在争,各执一词,各有所长。其中常德米粉靠着其精细的制作工艺和精心准备的原料,先是占领长沙,之后又走向中国,真是不能小看。

与常德一样,岳阳同属湘北,不同的是洞庭湖边的岳阳乃是千古名城。绝大多数中国人知道岳阳来自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其实范仲淹根本没有来过岳阳。所谓的旅游就是这样,看景不如听景,听景不如想景。去了以后不过如此,但想景却可以神游八极,思接千载。范仲淹就是通过想景留下了一篇千古绝唱。

因为靠着洞庭湖和长江,千百年来,无论是战乱避祸,还是闯荡求生,来自东西南北的人们穿越中国,岳阳都是重要的人口中转站,只是现今有些沉寂了。

再比如湘南地区的郴州。
35年前我第一次到湖南采访时,听到当时湖南人常说:“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产生了浓厚兴趣。

这些年来搞策划,我专门去了郴州,发现这里江水丰盈,风景秀美,城市也很漂亮,是一块没有被开发的宝地。

所谓的俗语,很多人的解读是“郴州交通闭塞、疟疾横行”。其实恰恰相反,这句话描述的是郴州骡马古道的繁茂场景。

“船到郴州止”是指郴州是湘江南下的客货船水转陆枢纽,船只到郴州后没有水路可行,只能在郴州改为骡马运输。

“马到郴州死”是指马要日夜驮运大量的货物,劳作到死。“人到郴州打摆子”说的则是指众多船工、挑夫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累的打摆子。

湖南另外一个极具特点的片区就是湘中地区了。
湘中地区 “崇山叠岭,滩河峻激,舟车不易为交通”。古是南蛮栖居之地,险峻的自然环境与蛮夷充满原始野性生命活力的文化精神相结合,造就了湘中的血性,湘中地区可谓是“典型湖南”。

湘军的缔造者曾国藩就是湘中地区的双峰县人,湘中的山农一直是湘军主力,“吃得苦,耐得烦,不怕死,霸得蛮”的湖南性格使湘军成为了远征劲旅。

最近有篇很火的文章《走向存量残杀的危险世界》,里面就讲到作者老家邵阳的匪帮横行,除了他文章中说到的工业崩溃之外,还是和当地民风有很大关系,工业转型是很多地区的痛点,但一言不合就决生死,整座城市陷入黑帮混战,这样的蛮勇斗狠可能还真就邵阳人做得出来。

涟源、邵东地处湘中腹地,旧时属湖南宝庆府,今时涟源人和邵东人成为了湘商帮中的两支劲旅,仅以经营户逾6万的长沙高桥大市场为例,来自涟源和邵东的商户数量就超过60%强。

这些商户们从身无分文起于草莽的山农起家,肩挑背扛,到身家巨富,甚至身家百亿。

80年代初的湘中山区穷乡僻壤,多少农民承受着山穷水尽、衣食难周之苦,农村经济的落后与生活的艰辛使他们产生了改变贫困命运的强烈愿望,一些有胆量的人开始带头弃农从商、离开故土、走出去、闯未来。

从沿街叫卖、露宿街头、摆地摊开始,走长沙、闯南昌、上义乌、跑重庆,下广州……风雨沧桑、辛酸苦辣,由沿街叫卖到租店批发,由小本生意到大宗买卖,经过多年的打拼,终于形成了农民商人聚落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

我三十年前出版的第一本书《中国走势》,就是和邵东书商合作。当时长沙的黄泥街书市还是全国四大书市之首,聚集了上百家书商。这位老兄出生于黄泥街,辗转来到广东,虽文化水平不高,但有一手绝活。一本从没看过的书,他只需要随便翻开,闭眼仔细一闻,就能闻出这本书大概的销量。

我火遍中国的《谋事在人》也是他帮我出的,日后他到北京在一家出版社担任总经理,出了很多畅销书。他的装帧、设计和风情,在90年代可谓是引领风尚。

他还告诉我一个很有趣的数据,在书还畅销的年代里,我的书卖得最好的两个省,一是浙江,一是湖南,说明湖南人的确有读书的习惯。

关于长株潭,我也有过深入了解。
21世纪初中国开始高速城市化进程,湖南能量有限,马达不够,想要在中部崛起当中占据主动,必须做强做大长沙,而长沙本身的体量又不足以支撑他大型城市,湖南不得不考虑走区域联合的路子,而长株潭又正好提供了实施的路径。

因此有关方面请我去做长株潭一体化的策划,甚至还把益阳、岳阳、常德、娄底、衡阳五个城市拉到一起,提出“3+5”城市群战略。

但即使如此,长沙的气魄天然还是差了武汉一筹,毕竟水陆大码头,九省通衢的自然条件摆在那里,另外郑州的崛起对湖南的压力也很大。



但其实长沙这几年不声不响,发展速度还是很惊人的,从2001年到2017年,长沙GDP增幅高达惊人的1300%,2001年长沙GDP只有武汉的一半左右,现在已经达到了将近八成。

以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两家公司为代表,长沙的装备制造业撑起了一大片天。

2008年,长沙适时提出要打造“中国工程机械之都”,2011年又提出打造“全世界最大的装备制造基地”。准确的战略选择让长沙顺利分享了中国大基建时代的红利。

同时长沙对土地财政依赖度很低,没有被房地产绑架,这也相当不容易。今天高铁的崛起使得大铁路系统再度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血脉,长株潭如果能搭上高铁时代的便车,前景一片光明。

再往西走,湘西就是完全另一种风情了。

“大湘西”大致以张家界市、湘西州、怀化市为主体,与传统意义上的“湘西”基本重合,至今还保留着丰富的神话传说和民族风情。

我做怀化策划时,对于日本为什么在芷江投降十分好奇,也专门研究了一下。

原来芷江是抗战时保卫陪都重庆的军事重镇,驻扎有大量军事机构、精英部队和最先进的空军部队,还拥有曾让日军闻风丧胆的当时远东第二大军用机场——芷江机场,所以这里才成了中国近代的受降城。

湘西这个地方,自古多民族杂处。上世纪中期,《乌龙山剿匪记》与《湘西剿匪记》的轰动一时,还有一本湘西剿匪的小说《武陵山下》也很火爆,使得湘西剿匪后来居上,超越东北,成为人们茶余饭后乃至政治生活中的热门议题。

湘西的剿匪相对于东北的剿匪,来的更要酷烈些,因为湘西的剿匪还涉及到历史上的民族的纠葛,还更错综复杂。这些都给少年的我留下了湘西匪气重的深刻印象。日后我去湘西多次,这里也值得多写几笔。

湖南为什么出土匪?我认为有自然和人文两方面原因。

湘西山水带给外人的是外来者惊鸿一瞥的美丽,但如果涉及到生存的话,那就叫穷山恶水。再加上这里民族混杂、山深林密,又处于几省交界处,天不管地不收,产土匪自然不稀奇,当时的土匪之多,文化人都不得不附丽于其间。

沈从文14岁出来闯荡,漂流于沅江之上,远方青山云雾,近处江水湍湍,很多时候都是跟着土匪流窜。

日后远赴北京发展的沈从文,尽管一辈子改不掉湘西土话,但他把弥漫着挥之不去的烟雨的湘西带到了世界。

在近代的枪火岁月里,远方边城的纯真与爱情成了天籁,拨动无数人的心弦,而沈文尽管有意淡化着笼罩在湘西土地上的有关“匪区”的传闻,但不经意间总能透露出一些神秘而残酷的真相。

当然,湘西不止有匪气,更有文气、灵气、铁血气,湘西有沈从文这样精于文墨,笔风简峭,将故乡山水的清美描绘得淋漓尽致的大作家,也可以有黄永玉这样终身放荡不羁,肆意驰骋的任性画家。



更出近代史上闻名天下的“竿子军”。古语说:“无湘不成军,无竿不成湘”。竿子军铁骨铮铮,血气方刚,不但是戚继光抗倭时的主力,还是湘军大战太平天国的铁军。在抗美援朝时期,铁血湖南人更在上甘岭上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纵览三湘四水,气质各自峥嵘。无论是常德商帮纵横商场,还是邵阳古宝佬的生猛,抑或湘西“杆子军”的铁血,都体现出了湘人性格中的“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

霸蛮是湖南人写在骨子里精气神。霸蛮就是一种倔强、坚韧、执著,屡败屡战,血性义气的地域文化灵魂。
霸蛮潇湘,路在何方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湖湘百年风流好像走到了尾声,曾国藩、沈从文的时代逐渐远去。

湖南朋友多有政治情结,每每见面时,他们多津津乐道于政军两界有多少湖南人之类的话题。

毕竟湖南一向有此资本,晚清全国十八个省,十省督抚是湖南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南政军两界的大员也很多。

然而近几年来,这个话题却说的少了,想来和人才青黄不接,局势进退失据不无关系。

的确,湖南人面临着有些尴尬的局面,湖南经济不差,但也不算好,风流人物的宝座早以旁落,但又不怎么甘心。

一贯喜欢说大话、干大事、当大官、出大名的湖南人,今天既无话可说,也无事可做,自然无官可当,无名可出。以至于很多人都在问:湖南到底怎么了?

面对湖南的沉寂,有人分析说:

从天时来讲,国家承平日久,既无入侵也无内战,湖南人最拿手的打仗功夫无用武之地。

从地利来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行外向型经济,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距日益扩大,深处内陆的湖南已经无法继续开风气之先。

从人和来讲,惯出领军人物的湖南,也一代比一代边缘化,其带动效应也日趋式微。

最终得出结论:湖南人适合扫天下,不适合治天下,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湖南人的辉煌到头了!

真的是这样吗?我看未必。

“天时”一说首先就不成立,虽说无湘不成兵,但湖南人也不是天生会打仗,靠的还是骨子里的血性和家国天下的情怀。

再说历史上战乱不休,也不见湖南人有多大声响,直到晚清才冒了出来,所以说和平年代湖南就落寞,显然有问题。

至于“地利”说,倒有一定道理。湖南深居内地,的确机会相对少,但架不住湖南人往外闯的勤。从八千湘女上天山,到改革开放后,大批湖南人走天涯,下广东、闯深圳乃至过海峡,全国各地都有湖南人的身影。
一位在深圳政府工作的朋友告诉我,深圳常住人口有2100万左右,其中外地人有1200万,湖南人就占了350万,三个外地人中就有一个湖南人,简直就是湖南省深圳市。

不止国内,湖南人还跑到了国外。七八年前我和一家央企在老挝合作项目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老挝的中国新移民以湖南人的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最大。

据不完全统计,在老挝长期经商务工居住的湖南人15万人左右。这些人主要来自邵东、邵阳两县,多数人自上世纪90年代初来老挝创业。他们分布于老挝各省、市、县、村,几乎涉足了老挝全行业。

据当地官方统计,在老挝每年的摩托车销售额中,湖南人占了90%的份额;同时,老挝手机生意60%、服装和箱包50%以上的市场份额,亦是湖南邵东人的天下。

在老挝开五金店的老板,10个有9个是邵东人。10万湖南人正在老挝演绎着一段经商传奇。

由此可见,“地利”说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架不住树挪死,人挪活。核心症结也不在此。

湖南真正的问题,出现在“人和”上。

近代以来,湖南人的抱负多在从政、从军、从文这三条路上。改革开放后,金钱成为社会通行的价值尺度,财富与欲望像洪水一样席卷过三湘大地,湖南人传统的军、政、文三条路被冲的七零八落,进退失据。

这三者中,军商合流是大忌,军队经商已经是尘封的历史;政商合流直接导致了层出不穷的贿选和贪腐现象;文商合流则让很多湖南人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改变,本来在文坛独树一帜的文化湘军纷纷弃笔从商,娱乐至上成为了三湘大地的主流。其中典型案例,就是诗人刘波。

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刘波是何许人也,但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刘可是个风云人物:从神童、诗人、北大博士、季羡林关门弟子、文化产业巨子、拥美在怀……刘可将当今风流于世的很多人甩几条街。我曾同他也有若干交集。

二十年前,一位大佬邀我一同去见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同行者是两个正部级干部。

走过了王府井,拐到胡同里,迎面看到一个非常巍峨的大院。我曾经去过很多中央相当高级别的领导家,没见过比这个大院还气派的。

大门打开,一个满头银发,风度翩翩的老人出来迎客,这副扮相放在电影里面至少是省委书记。我还以为他是主人,正想搭话的时候,“省委书记”说:“对不起,我是管家”。

管家都像省委书记,遑论主人。兜兜转转到了最后一进院子,却看到躺椅上有个前摇后晃,优哉游哉的青年人,看样子最多不过三十余岁,我差点没问他,你爹在哪里?没想到一介绍,他就是这里的主人刘波,自称是个诗人,也是季羡林先生的关门弟子。

大家坐定之后,就开始谈生意。话说盛世修典,他策划了一套《传世藏书》,把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全部囊括,流传后世。那天他找我们来谈的就是这个生意。

谈得七七八八后准备吃饭,刘带我们到了包厢,各分宾主坐下后,只看他巴掌啪啪拍了两下,音乐声起,一帮宫娥彩女端着盘子,就像演出一样鱼贯而入,环佩叮当,婀娜多姿。我当时就暗想,毕竟是搞文化产业的,排场上够讲究。

上桌后我坐中间,他在左边,右边空了一个位置。开席时,突然一个仙女飘然而至,坐到了我边上。这位姑娘的确气度不凡,貌若天人。但我是真不认识,就问旁人说这位女士是谁,他说是某某,我说某某是谁?

这个问题就惹祸了,所有的人都睁大眼睛瞪我,说某某这么大的明星你都不知道,简直就是土鳖啊!搞得这位女士嘴巴噘上天,从头到尾再也不理我。但没想到佳人一来,饭桌上就像多了盘超级下酒菜,气氛完全不一样了。席间的两个领导一甩矜持,打情骂俏,融洽得不得了。

后来那顿饭吃得宾主尽欢,走的时候很多话就好说了,刘波拿出几套《传世藏书》,和几位领导说,这套请你给某某委员长,另外一套请你转给某某主任。这两位高官拍着胸膛说一定转到。我在旁暗自感慨,看来我这个文化人的生意经还是没有修炼到家。

刘波的背景我也是日后才慢慢了解,1990 年代初期,曾是湖南株洲市团委工作人员的刘波带着梦想南下海南,成为百万 “闯海人 ” 中的一员,开始了他在海南的传奇生涯,在海南混迹几年后,摇身一变成了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的关门弟子。

挂着季老的金字招牌编制《传世藏书》,让他实现了飞跃,也让诚成文化被誉为“文化产业第一股”。

日后我与刘波还有一些交集,就不多展开了。刘波的失败,归根结底还是被人性的三大弱点贪婪、虚荣、侥幸所驱驰。2003年刘波出逃日本,因骗取银行巨额财产,还上了红通名单,直至前年突然过世。

斯人早逝,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不论是非成败,刘波把湖南人身上的野心、聪慧、气魄和投机心理展现的淋漓极致,同时也成了湖南这几十年快起快落,从百年风流、铁血潇湘转向娱乐至上、活色生香的真实缩影。

湖南不仅有刘波,更有湖南卫视。我和魏文彬先生也是老朋友了,对湖南卫视也有一定了解。

现在的年轻人们,要是回到1997年之前打开电视,肯定会怀疑自己看的是个假湖南卫视。彼时湖南卫视格调甚高,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颇有《湘江评论》风范。

老魏本身也是一个很有追求的人,然而形势多变,在发现新闻立台这条路走不通后,他的态度一下子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从文化湘军的先锋,变成了娱乐湘军的探路者,坚决走年轻化、偶像化、娱乐化的道路,面向市场,娱乐至上,开创了《超级女声》、《快乐大本营》等一系列娱乐节目,在娱乐化的道路上蒙眼狂奔。

的确,“重度娱乐化”正在成为三湘大地的新主流。长沙因遍地洗脚房而被称为“脚都”,虽说是调侃,但也带有一些隐晦暧昧的意味。

去年我去长沙考察,提出湖南既然是文化大省,有哪些代表性的文化作品可以一看,于是几位湖南朋友带我去了田汉剧场。

当我心存庄重地去了景区,却发现是赵本山的刘老根大舞台。理应严肃的剧场里演出的是搞笑低俗的脱口秀,主持人不断高呼“娱乐至死”,人群听众不时哄笑,充满了快活的空气真是让我感慨万千。

而且在跟一部分湖南老板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确实百无禁忌,加上湘菜多味,湘女多情,湘水多姿,离醉生梦死也所差不远了。

关于湘女多情,还可多说两句。我年少读《李宗仁回忆录》,书中写道他当年驻军湖南时,与一位湘女的缠绵纠葛故事。因此湘女多情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长大后和湖南人打交道多了,我发现湘女的确多情。从好的方面说,湘妹子敢爱敢恨,为了爱情什么都舍得,也不特别功利。

然而“多情“一词的内涵颇丰富,含情是一端,用情是另一端,前者是发心,后者是手段。有人对湘女做了个评价:“开胃,但是不好消化”,窃以为还是很精到的。

以上所述,不是说娱乐不好,而是湖南真正的底蕴,绝不仅仅是唱歌、跳舞、捏脚。湖南应当追寻更大的舞台。

古今中外,每个区域、板块、乃至国家,都会迎来自己的风流时代。尤其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总会产生独特的人文地域景观。

湖南如此,日本的萨摩藩也是如此。黑船事件后,美国用炮舰扣开日本国门,矛盾日趋激烈。此时站出来的就是地处荒僻、民风剽悍的萨摩藩,群星闪耀,风云际会被称作“东方纳尔逊”的东乡平八郎、“东洋俾斯麦”大久保利通、大山岩、山本权兵卫、西乡隆盛……

壮怀激烈的萨摩藩众杰,把日本搅得天翻地覆,成为明治维新的主要推手。今天的萨摩藩成了鹿儿岛,我也去过数次,庭院寂寂、檀香悠悠,似乎已经游离于时代之外。

但其实这种转变也正常,历史的舞台上,谁都有机会成为主角,也都会迎来谢幕时刻。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的规律向来如此。

世上哪有千秋不熄的香火,百年风流已经足以彪炳史册,湖南真正要思考的,是如何光大百年风流留下了的丰富遗产。

湖南人心高气傲,能干事,肯干事,百折不挠,敢于求新求变的性格,最适合做有挑战性和自由度的事业。

今日之中国,同样面临着百年未遇之大变局,风起云涌,经济前途扑朔,科技天翻地覆。

如今更需要的是“破坏性创新”,需要协同合作的精神,开放的眼光和勇于任事的态度,这恰好都是湖南之所长。

湖南能否把握机会再书风流,就要看7000万湖湘子弟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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