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 98|回复: 0

走向存量残杀的危险世界

[复制链接]

4

主题

4

帖子

16

积分

新手上路

Rank: 1

积分
16
发表于 2019-8-2 05:39:3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期,我老家邵阳匪帮横行,时常各路黑帮恶斗、或者街边与陌生人一言不合,就会趁夜将别人拖到水库边,剁掉别人手指、挑掉别人脚筋,致人终身残疾,手段十分残忍。

1987年,新邵县两村年青人恶斗,有小年青身绑炸药冲向对方,最后将自己炸得粉身碎骨,“骨肉一片片落在渔溪桥下”。

1989年10月,邵阳塔北路跟下河街两个流氓团伙火拼,下河街黑帮老大徐新民称“凡是塔北路长大的青年,见一个废掉一个”,12日上午,塔北路23岁青年颜光强正走在路上,下河街黑帮4人与他无怨无仇,只因为他是塔北路人,上前将他拖到资江河边,将他双手手指砍断,挑断左脚脚筋。

1989年2月,西湖路青年杨军莫名其妙被“冷面杀手”夏杰明(这些人取的LOW逼外号都是从港台枪战片里找灵感)等6人砍成重伤,7根手指被砍断。

1990年10月,黎友祥被陈天龙等7人开火铳击伤,连中16刀,四肢被砍断,失血过多而亡。


光1989年一年,邵阳市市区便发生了25起剁手指、挑脚筋的恶性流氓恶性事件。

最骇人听闻的是22岁青年刘志高组建的枭雄会,由本地青年工人和无业游民组成,主要六名成员都是二十一二岁的后生,为了练胆子胡乱杀人,1986年4月30日晚上,因为觉得广场派出所民警刘德奇“蛮讨嫌”,将他枪杀在去派出所路上的一条巷子里。

枭雄会杀完人后嚣张到贴告示到法院门口:“枭雄会”处决警察一名,告诉你们一声。

覃文安曾在当时担任邵阳法制办主任,他说,那些年一到晚上十点,邵阳街头就成了黑帮火拼的天下,连他出门散步,都要随手带着手枪,子弹上膛关上保险,揣在裤兜里。

1987年到1989年,邵阳市查获的犯罪团伙分子分别为307人、942人、3517人。

当年的邵阳,比墨西哥还墨西哥。

这种恐怖景象直到1990年11月,新华社记者曹光晖、方政军、许克敖三人来邵阳考察治安状况,在郊区公安局查看收缴的凶器,见到了满屋子的屠刀、鸟铳、仿制手枪,“估计有几千公斤”。三人又连续走访市民,得知情况无比震惊,连写了三篇报道以内参形式上报中央。

12月6日,政法委书记乔石作出批示:“触目惊心,集中打击一次,对重犯予以严惩。”

12月14日,湖南高法副院长和武警总队副总队长带领严打工作组奔赴邵阳,18号就将下河街黑帮老大徐新民等流氓团伙一网打尽,严打持续了一年,到1990年9月,共抓获犯罪分子6847人,枪毙172人,邵阳治安终于有所好转。

后面虽然还有“小红宝”这类土鳖型流氓出来猖狂一阵,但只是本土恶棍们的回光返照,2004年也被执行死刑。

对于老家黑社会的奇特现象,我从来没有做过深入研究,但在写作《中国工业三十年》的过程中,我突然就想明白了邵阳治安恶化的来龙去脉。

因为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正是中国第一代工业系统的衰败初期。

今天湖南倒数第二的邵阳市,当年曾经是三线建设的重要工业城市,湖南印刷机器厂是全国胶印机行业三强,邵阳液压件厂效益常居全国前列,五里牌的湖南省汽车制造厂一年能造能造2029辆“湘江牌”货车(谁都想不到这么落后的城市过去居然能造汽车),邵阳化纤厂是中南地区唯一的粘胶长短丝企业,化工行业全省第一,最让人惊奇的是,当时的邵阳居然有洋气极了的半导体行业,湖南半导体器件厂能制造三极管,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的三极管零件居然是邵阳生产的。

1970年,光是湖南省汽车制造厂就有5000名工人,当时邵阳市区20万人口里,有50%的人口是产业工人。

但这些中国的工业链,全部在1980年代开始衰退,衰退主要是两大原因:一是外部环境安定,没有战争需求,大量军工企业只能关停,另一个是随着全世界工业升级,中国当初在苏联援建下成立的第一代工厂,绝大部分都已经落后于世界,走向了被市场淘汰的命运。

在《中国工业三十年》里,张瑶家的故事就属于被关停的军工企业,而北京电子管厂,就是因为全面落后于世界半导体产业,东西卖不出去,才落得老职工去菜市场捡白菜梆子。

邵阳的工业崩溃属于第二种,在1980年代,落后的工业使邵阳的老一代工厂职工还勉强维生,但已经没有新增岗位满足二十岁年轻人的工作需求了,那些参加黑帮的年轻人长大后,80%是无业人口,成天无所事事,在街头游荡。

一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又长期失业的年轻人,最终一定会走向犯罪。

没有工作就没有生活费,大量失业人口就会去抢夺生存权,加上彪悍的民风,使当时的邵阳瞬间墨西哥化。

真正使邵阳治安变好的原因不是严打,而是1990年中期开始珠三角经济腾飞,邵阳城市和农村的富余年轻人终于找到了活路,纷纷奔向广东。如果年轻人还是找不到工作,社会矛盾是无法长期压制的,黑帮还是会一个接一个诞生。

我说这么多是想告诉大家,一旦工业断层,经济不景气是多么可怕,能直接激发社会的黑暗面,而现在,世界正在朝着“越来越不景气”的方向前行。

2019年你们看到的各种国际大事,包括日韩贸易战、巴西右派总统上台、印巴冲突、英国不惜一切代价要求脱欧、香港骚乱、新加坡经济下滑、美国同全世界打贸易战,都是因为经济不景气引起的连锁反应。

世界经济增长已经快到极限了,如果再不发生新的科技革命,产生新的财富分配,世界现有的秩序就要重新洗牌。

8月12日,新加坡政府发布了新的经济数据,预计2019年全年GPD增长率为0%到0.1%,大家都知道我刚写完新加坡的文章,预测过新加坡经济会进入下行通道,但这个数据未免垮得也太快了,整个上半年,新加坡经济增长率仅为0.6%,制造业同比收缩3.1%,建筑业同比收缩5.5%,新加坡政府认为2019年美国经济增速将放缓,美国经济的扩张期行将结束,加上美国跟各国打贸易战,所以新加坡将经济增长率调得这么低。

要知道上半年是0.6%,而新加坡预计全年平均是0.1%,那表示2019年第三第四季度,新加坡现在就做好了负增长的心理准备。而在2018年初,新加坡已经实施了财政刺激意图提升经济,到现在基本都失效了。


这说明,新加坡已经认命了,根本都不打算反抗。

而美国为什么现在跟疯了一样跟全世界打贸易战呢?他对中国讹诈完,又对欧洲和日本要求加关税,还直接拿德国和日本最重要的汽车产业进行威胁,同时要胁全世界各个重要政体,表现得如此出格。

因为没钱。

2018年,美国政府全年的赤字总额是7790亿美元,已经是近些年最大额赤字了,现在2019财年才10个月就超过了去年达到了8668亿美元,预计全年赤字将达到1万亿美元,美国国会原本预计2019年只会达到9730亿美元赤字,2020年才会达到1万亿赤字,看样了欠得实在有点多,2018年,美国国债利息一共还了5200亿美元,2019年,美国政府每天要还掉近20亿美元的债务,特朗普总统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人提醒他:

总统先生,今天要还20亿美元。

换作你是特朗普,你也要愁得睡不着觉,天天想办法搞钱。


我们在《美国国债史》里分析过美国国债的构成,里面关乎着各种势力的利益,特朗普如果不想坐敞蓬车,就只能做加法,不能做减法。

我们一直把特朗普的执政方式想得太复杂,因为我们习惯了大政治家应该有无比高超的宏观谋篇布局,虚虚实实,草蛇灰线,结果特朗普总统搞钱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想办法向世界各国加关税,或者伸手向世界各国要钱。

大家可能搞忘了,美国收关税第一枪并不是指向中国的,2018年1月,美国政府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太阳能设备和洗衣机征收关税。3月,开始对进口钢铝征收关税;6月,此前被豁免钢铝关税的欧盟、加拿大、墨西哥也加入被征税队伍。几乎同时,美国开始对中国打贸易战。

美国财政部数据,2018年全年,忙了整整一年的特朗普一共为美国政府多收了132亿美元的关税。2018年的最后三个月,美国关税收入增加了80%,比上年同期增加了83%。2019年上半年,关税收入较上年同期猛增73%至339亿美元。


特朗普关税征收情况(截至2018年12月18日) 彭博社截图

这些钱就是全部用来还国债利息用,还是远远不够。

美国政府在全世界都布以重兵,退休和医保的福利开支太大,钱根本不够花,而美国的财富增长现在都在股市里,美国股市又是世界三大泡沫之一,全世界都要提防它随时会破裂。

据惠誉预计,美国2019年全年GDP增长应当是2.4%,但到2020年,会下降到1.8%。美国经济增长已经跑不快了,而国债利息开支却越来越让人寝食难安。


香港跟美国的处境一样,就是因为没钱,才会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香港的财富分配早就结束了,中老年人将旧财富牢牢握在自己手心里,掌握了所有财富管道,地产、金融、物流的收入都归他们所有,连每年旅游、餐饮的收入年轻人都不可能分一杯羹,没有新财富分配给年轻人,这些年轻人长大了发现自己一无所有,也没有任何空间获取新财富,只有等着上面这拨人老死,难免就会激化社会矛盾。

香港年青人在2019年遇到的困境,跟1980年代末期邵阳年青人遇到的困境是一样的,都是没有人生希望,找不到新财富,不过邵阳的经济情况更糟糕,才会演变成更狠毒的黑帮现象。

现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率超过5%的,只有中国、印度、越南三国,中国是世界衰退期间最顽强的火种,印度和越南起点太低,还在分享红利,其他国家要么增长率在1%以下,要么干脆进入负增长。

南美方面,2018年阿根廷经济增长为-2.5%,世行预计今年为-1.2%,光是昨天因为反对派初选获胜,就吓得阿根廷股市和汇市同时下跌了30%,整个国家经济脆弱不堪。与阿根廷为邻的巴西刚上台了一位右派总统,上来就要砍赤字,保经济增长,削减福利措施,2018年他们只增长了1.1%,在削减赤字的推动下,巴西第一季度还是只增长了0.5%,第二季度也只增长了0.83%,国家复苏艰难。

欧亚大陆间的土耳其2019年经济增长可能只有0.6%(土耳其央行预测数据),而土耳其在2017年还有7.4%的增长,2018年第二季度土耳其遭到特朗普重锤制裁,经济就一路下滑,部分机构甚至认为2019年土耳其经济将负增长,埃尔多安的政治生命已经步入暮年。

欧洲这边最让人意外的是德国也扛不住了,做为欧洲最重要的国家,2019年第一季度增长率只有0.7%,第二季度准确数据要明天才出来,预计全年经济增长仅为0.5%,2018年因为中美贸易战,德国出口减少了8.1%,现在英国强烈要求硬脱欧,而德国是英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英国一旦脱欧,将会使德国对英出口剧减57%,所以现在美国对“北溪-2”制裁和说要对欧洲汽车增加关税让德国十分恼火,这两件事情就是在敲打德国,是美国从德国嘴里抢肉吃。

德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衰退不可避免”,显得法国上半年1.2%的增长多么可贵,而急着要脱欧的英国,2019年第一季度还有0.5%的增长,第二季度就跌到了0.3%!想想10月31号英国最后的欧脱大限,这个国家可能还要再往下跌一跌。

我们再看看欧洲人的老对手俄罗斯,2019年第一季度其经济增长率是0.5%,第二季度为0.8%,俄罗斯颓成这样好多年了,经济一直不见好转,普京统治俄罗斯也快20年,民众越来越不耐烦,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罕见地连续四周出现了反对普京的万人游行,每次警方都会拘捕约上千人,普京高挺的支持率也少见地跌到了60%,这在夺取克里米亚之前,世界油涨高价时期是不可能发生的。

说起油价,因为全球经济低迷,布伦特原油一直在60美元,纽约原油一直在55美元左右低位徘徊。

我们刚刚把全世界兜了一圈(日韩激烈的贸易战已经分析过了就不讲了),发现在2019年上半年,大一点的国家里,还能维持在5%以上经济增长率的只有中国、越南、印度,欧洲传统强国基本在1%以内,美国在2020年开始衰退(世界银行预测),世界贸易的中心点新加坡在下半年即将负增长,香港在下半年也有负增长的危险,韩国最重要的产业半导体正在被中国和日本联手放血。

在没有增量的世界里,存量的争夺战异常惨烈,亚洲四小龙、俄罗斯、土耳其、阿根廷、巴西会成为第一批受害者,欧洲传统强国会成为第二批受害者,大一点的国家里,能在这批争夺战里还能保持向上发展的,应该只剩美国、中国、日本三国比较安全。

这一次全球经济下行,也将会把我们熟悉的一代政治家,普京、埃尔多安、默克尔送下历史舞台。

一个时代就要结束了。

英国《金融时报》在昨天的新闻里说:全球经济低迷即将来临,世界金融危机已处在爆发边缘。

全球科技已经很多年没有突破了,如果科技再不发生革命性提升,上一波信息科技发展带来的财富增长即将结束,世界各国就只能在存量的世界里撕逼,像新加坡、香港、韩国这样在政治、地缘、产业刚好处于一个尴尬位置的国家或地区,第一波就会被狩猎了。

全世界都在密切等待着石墨烯、基因、虚拟现实、量子信息、可控核聚变(最牛逼)、清洁能源、生物科技、液体金属、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等等产业的突破,再不突破,像中国这样崛起的怪兽,就只有去抢半导体、汽车、军工这些韩国、德国、日本、北欧诸多强国的生存空间了。

30年前,我老家湖南邵阳因为工业链衰老被切断,造成大量的青壮年失业人口,为了争夺存量空间,导致整座城市陷入黑帮混战,而现在世界各国,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也将面临同样的现状。

那些没有即时完成工业升级的国家,都有可能在这波冲击中,一个一个的墨西哥化。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完成前,世界的竞争会越来越残酷,拿好手中的武器,去冲击那些不思进取的国家吧。


更多信息,请加小号



中国工业三十年




1982年,张瑶全家从黑龙江北安市,随工厂迁到了河南许昌。

张瑶那年还不到一岁,父母所在的军工厂原先是1921年张作霖于沈阳所建,由于规模扩大,从她爷爷那辈开始,分出一波去了黑龙江北安,名叫庆华机械厂。1982年因中苏关系紧张,负责制造50式冲锋枪、54式手枪、56式冲锋枪等轻武器的庆华机械厂举厂搬迁,选址在了河南省许昌市河南农大旧址,编号126厂。

于是到了1982年秋,张瑶全家随厂兴高采烈从东北去了河南。

照片最右边还在吸奶瓶的就是张瑶,这是他们全家到达河南时的情景

据张瑶回忆,当时兵工厂有2000多名员工,加上家属一共6000多人的小世界,各家都是双职工,工资开始时只有20多元每人每月,但待遇好得出奇,1980年还在东北时,厂里职工家家户户就有了当时非常奢侈的电视机、烤箱、收音机,到许昌后,厂里定期用火车从东北往许昌厂里运物资、粮食,粮票也给得充裕,逢年过节,鱼、米、油都发放齐全,每家每户都分配有楼房或者平房,厂里每天只要一放音乐,大人小孩集体从家里涌将出来,大人去厂里上班,小孩去上学,工厂什么都管,幼儿园刚出生的宝宝都可以托管在里边,子弟学校系统齐全,有自己的幼儿园、小学、初中、技校,后来有了自己的高中,每年寒暑假都是很多人一起结伴回东北老家,因为是一个封闭的久居环境,人情累积,家家户户都相处得特别愉快。

这座工厂被四面大墙围了起来,周围都是河南农村,工人们颇有些优越感,不怎么和周边的农民来往。

然而126军工厂的工人们并不知道,这种铁饭碗的好日子,很快就要结束了。

就在张瑶全家奔赴河南的那一年,在遥远的国土南端,日本人大坪昌二赶到深圳蛇口赴任。

蛇口工业区是招商局(李鸿章洋务运动时设立)想出来的名堂,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提出利用香港的资金、技术和国内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的有利条件,创办工业区,1979年破土动工蛇口工业区,当时的方针是“产业以工业为主、资金以外资为主、市场以外销为主”,1979年只引进了2个项目,获得投资2000万港币,到1982年就引进了15个项目,获得投资1.1亿港币,在这些项目中,雇工人数最多的企业就是日本的三洋电机,大坪昌二就是在此时来到深圳蛇口的。

1983年的深南路(何煌友摄)

大坪昌二对当时的深圳印象深刻,他说“水、电等设施正在建设中,经常遇到因不能及时满足急剧增加的需要而发生的停电停水的现象”,以致“从日本来的三洋本部的领导们在视察工程时竟因突然停电吓出一身冷汗”。

不仅仅是电力供应不上,打电话都必须到香港,传真要通过香港中转,当时的蛇口是在完全不具备工业发展基础的条件上硬着头皮搞起来的。为了留住外资,深圳进入了疯狂的基础建设投资,我们第一次听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样的口号。

  
为了解决工业发展的能源动力瓶颈问题,深圳市率先用BOT模式(Build-Operater-Transfer)引进外资兴建了沙角B电厂,由于是个新模式,上面迟迟未批,深圳市政府等不急了,干脆边批边建,1987年电厂投产,每天能提供1100万度电,是1984年全市用电量的十几倍,大坪昌二再也不担心上班时突然停电了。

与人们通常印象中去往南方打工的凄惨遭遇不同,最早蛇口工业区的普通工人工资在当时的中国算得上金领水平,蛇口当时有个凯达玩具厂,陆丰妹子黄月洪从1988年在这里一直做到工厂解散,据黄月洪回忆,工厂包吃住,转为正式工还享有迁户口等各种福利,基本工资350元,加班另有200港币一月,当时全国普通职员工资不到100元人民币,蛇口工业区普通工人的收入居然是普通人四五倍(但进去工作也非常难,一是要有合法的边防证,二是你得有熟人认识行政部的人,三是要支付400元介绍费给行政部人事),到1990年代初,凯达厂女工的人均收入达到了1000元,加班厉害时能拿到1700元,而上海市资料显示,1992年社会平均月工资不过356元,凯达厂的女工的收入是上海普通职员的5倍。

2018年上海市平均工资是7832元(官方数据),放在今天,凯达厂女工约相当于4万一个月。


1980年代神一样的凯达玩具厂(感谢南方都市报供图)

当年凯达玩具厂的妹子洋气得不得了,每月不停地往家里捎彩电、冰箱、电风扇、电饭煲,穿的是香港走私过来的牛仔裤、泡泡袖衬衣,烫一头高刘海长发,部分员工将攒来的钱在家里连开几家士多店,回乡做起了老板,凯达厂当年的女生,连深圳海关的公务员都看不上,嫌他们工资低,厂里男工极少,男搬运工都会被半条流水线的女生倒追。

当时深圳南下打工不仅工资高,福利也极好,袁庚为了保障外来工的养老医疗问题,成立了蛇口财务公司和蛇口社保公司,当时有一位工人手指被割伤,获得香港商业保险一万元的赔偿,直接跨越到万元户行列,在厂里引起轰动。而蛇口财务公司,最后发展成今天大名鼎鼎的招商银行,蛇口社保公司,则创办了今天的平安保险。

1995年,凯达厂解散,中国南下打工者的好日子,彻底结束了。


此时的深圳还是港日外资的天下,国内的企业家们还没有开始他们的远行,在张瑶到达许昌,大坪昌二到达深圳,黄月洪还没混进凯达厂时,后来的深圳大佬之一安徽芜湖人王传福还是个16岁的高中生,他出身贫寒,家里八个孩子,另有五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全靠他父亲一手木匠手艺养活,3年前,他父亲因久病而逝,1年前,母亲也突然去世,家里生活十分困难,五个姐姐都已出嫁,妹妹被送去寄养,哥哥王传方18岁提早退学养家,做点小生意撑到王传福读完研究生,王传福原先想考中专,提早出来包分配,母亲病逝时恰逢中考,他错过两门考试,进入无为县第二中学(幸亏没读中专,中专太坑了),读高中时,他每周回一次家,向大嫂张菊秀要10元生活费,有一次张菊秀实在拿不出来,就挨家挨户去借,也只凑齐了5元给他,后来他考上中南工业大学,哥哥王传方将唯一的一块“上海”手表和家里的新东西都给了他,并亲自陪同他到长沙。

1985年,正读大二的王传福(后排左二)与系团总支主要成员。

据同学们回忆,王传福过去性格腼腆,不太爱说话,读大学时好像突然被长沙给开了光,变得十分活跃,特别爱跳交谊舞(同学语),王传福经常去学校食堂跳舞,只要把桌椅往两边移开,打开录音机,“中南大学食堂交谊舞之王”王传福就能跟着音乐边跳舞边喝酒,大家一起玩得很嗨。

看起来,一点都没有将来技术狂魔的样子嘛。


1982年,王东升则刚刚从杭州电子工学院(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2781班毕业,小伙子斯斯文文,带着一副大框眼镜,看起来很是帅气,他被分配到北京电子管厂担任财务科科长,在里面才过了三年滋润日子,电子管厂就开始年年亏损,王东升根本不知道十年后自己会力挽狂澜,那时候,他还只是个快乐单纯的小财务。


1982年,农民工吴五四在湖南郴州出生,他长得又高又壮,留着两撇小胡子,爱笑,性格大大咧咧,他的人生乏善可陈,只因为家庭贫困很早就去了广东打工,一直到今天,他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他错过了黄月洪所经历的南下打工者最好的时光,将见识广东曾经黑暗的另一面,他会用另一段视角,陪我们走完这段波澜壮阔的三十年。

1982年,中国共有工业企业38.86万个,工业总产值2162亿元。(见《中国历年工业企业单位数和工业总产值统计》)




1991年,朱镕基同志说:“国企要减少滞销产品生产,压缩长线产品库存,现在无论如何要解决几百亿元的库存积压问题......”,他还说,“现在报纸上宣传外因太厉害了,不是说不要讲外因,分析问题本来就有内因和外因,但是外因讲得太多,内因讲得太少,这样不利于国营大中型企业扭转目前的困难局面,当前国内赤字这么大、银行透支这么多,已经难以为继,还减什么税?还让什么利?”

1998年,朱镕基已经是总理了,他又说:“财政的钱主要用于解决公众利益问题,如基础设施、公共福利等,而不能去乱搞项目,当前国有企业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富余人员过多,企业负担沉重,不仅人浮于事,而且互相扯皮......富余职工下岗分流是一个方向,是一项大的政策,是振兴国有企业的根本性措施。”

1990年代,大量国企已经病入膏肓,老旧的体制和庞大的赤字已经让政府撑不住了,下岗潮全国蔓延,在朱总理这两段话的中间,1995年时,曾经兴盛一时的126军工厂就陷入了衰落,张瑶回忆,那年她读初二,工厂里的日子十分困难,已经到了发不出工资的地步。

126厂的生产线和检验枪支的靶场顺利建成后,上峰却一直没有下达造枪任务,此时国际形势已经发生重大改变,和平时期,国家不需要那么多轻武器,126厂开始“军转民”,决定转型生产发令枪、三轮车、摩托车、内燃机、开关,可惜根本卖不出去,张瑶说只记得邻居坐在一起,就会相互讨论欠了几个月工资了,他们家父母一人只有100元下岗补贴,工人们只能另寻活路,张瑶家做起了猪血肠,她同学家有做炸花生米球的,有做香肠、卤肉的,有卖衣服的,大家在厂里的市场区百无聊赖地摆着摊位,其实也就是内部的资金在小范围内流来流去。

《钢的琴》记录了东北下岗工人的辛酸故事

有很小一部分工人结伴去了深圳,在一些加工厂做工人,张瑶三舅妈就是其中的一员,那会她每个月的工资是600人民币,“是令人震惊的高薪”,张瑶母亲看着也很想去,可是家里有两个小孩 ,实在走不开,才开始跟她爸做了猪血肠的生意,农村杀猪都是早上4点,张瑶父母都是凌晨2点起床在寒冬里骑着自行车去农村接猪血,回来后用冻僵的双手加工猪血肠,可惜她父亲皮薄,推着自行车卖血肠时,见着熟人都会低下头去,这门生意很快便做不下去了。

她爸随后又带着几个兄弟瞒着家里拿了全部积蓄在许昌开了个小厂,主要是对许昌市的灯具厂加工制作一些配件,也很快倒闭,擅自开厂的事又被兵工厂知道,她爸被停薪留职,失去下岗补贴,全家重担都指望在母亲每个月100块钱的下岗补贴上。

张瑶说,有好长一段时间,全家四口人的生计都指望着她妈每个月这100块钱,居然也活过来了。

最惨的时候,每到秋天,张瑶母亲就跟邻居的一些阿姨、奶奶,一起拿着布兜或者麻袋骑着自行车,头上蒙着个头巾去附近农村捡玉米跟豆子,说是捡,大多其实就是偷,因为穷极了,全厂都去农村偷吃的,收割机在前边收割,126厂的人拿着麻袋子在后边一粒一粒豆子捡人家剩下的,最后农民报警了,警察来了一看工人穷成这样,也是饿急了没办法,也就没有抓人。

张瑶说,她小时候吃捡来的豆子、玉米长大,她们那时候,就是一群要饭的。

张瑶她爸建厂失败后又带着几个兄弟去重庆工地打工,主要是拆楼房,拿着铁锤砸墙,一天100块,才做了十天就不行了,肩膀轮锤子轮肿了,无比沮丧的回到家,肩膀肿了一大块,不过拿回了1000块工钱,够她们家一年的开销,再后来她爸实在走投无路,去了附近一个机械厂里做镀铬,大夏天在高温房里做配件,环境就像个桑拿房,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赚300块,家里才缓了过来。

张瑶的爷爷那会留在了黑龙江北安市庆华机械厂,那边过得更是水深火热,老年人相约组织去闹绝食,她那会回去过暑假,邻居家的爷爷喊她爷爷去,说一定必须要派个人,她爷爷没办法拎着小板凳去了,只是坚持了几天,做了做样子,大伙便纷纷散了。

1998年,126军工厂风流云散,朱总理在电视上正式提出全国国企大下岗时,张瑶说,她父亲呆呆地看着电视,忽然间两行热泪就流了下来。

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冯兰瑞就认为,如果加上城镇新增长劳动力、农民工等,当年失业率可能达到21.4%。

东北当时下岗的情形,比河南还要惨。

下岗职工流入到社会后,大部分被迫去从事原先看不上的社会底层工作,蹬三轮、摆地摊、做保姆,和进城农民工抢生存空间,早上常有人去捡菜市场散市后掉在地上的菜叶,最严重时,有全家大年三十包一顿有毒的饺子,大人小孩一起寻了短见,有油田下岗职工在办公室捅死领导,还有部分下岗工人踩着单车送老婆去特殊场所上班,下班后又默默接回家。

当时有很少一部分东北女性为了养活家庭流落到巴黎站街,这些人持旅游签证出国,长期不回就成了黑户,因为不是欧美长相,还只能在偏僻街区接待阿拉伯与黑人移民,20欧元一次,时常受到暴力殴打,因为黑户又没有办法报警,这些人忍气吞声在海外赚钱养家,但大部分又遭到了家里人的鄙夷,最终都回不去了。(见记录片《下海》)

大多数国人不太理解东北人对体制内工作的深度迷恋,其实,那只是东北人当年大下岗被深深刺痛的后遗症。

1993-2001年,中国共有7000万人从国企或集体企业下岗,以一家三口算,直接影响到2亿多人。

1998年,那年最流行的歌曲叫《相约九八》,吴五四此时还在郴州的县城念初中,现在还轮不到他出场,但王传福和王东升已经开始活跃起来。

王传福有一个表哥,名叫吕向阳,同样出身安徽芜湖无为县农村,大王传福4岁,1978年,16岁的吕向阳接父亲班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安徽芜湖分行工作,干了15年,1993年,31岁的吕向阳辞职创建融捷公司,从事房地产、纺织品行业,“赚了很多钱”。

吕向阳就是王传福的第一桶金。

王传福从中南工业大学电池兼交谊舞专业毕业后,1987年考入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读硕士,继续研究电池,1990年24岁硕士毕业,留在该院301所工作,两年后提拔为副主任(还是很争气的),又一年后,研究院在深圳成立比格电池有限公司,刚好是王传福最擅长的领域,27岁遂被任命为公司总经理。

1995年,日本宣布不再生产镍镉电池,身为业内专家,王传福意识到镍镉电池生产基地将会进行一次国际大转移,虽然镍镉电池出现了取代品,但在一段时间内仍然会存在,于是他跑去说服“已经赚了很多钱”的土豪表哥吕向阳,请他投资自己,最后拿到了250万元天使投资。

1995年2月,王传福在深圳布吉莲塘的一间旧车间,带领20多个人开始创业,此时他还不知道,公司将来会搞成中国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厂。

1995年,在北京的王东升,接手亏损七年的北京电子管厂已经三个年头了。

北京电子管厂是当年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之一,1956年10月15日举行开工典礼,连《人民日报》都给了头版头条,起先电子管厂无比荣光,1960年产值就达到了3.37亿元,随后遭遇到技术替代走向衰落---日本彩电产业链进入中国,淘汰了旧产业链上的北京电子管厂,而绑定在新产业链上的714厂(熊猫集团),780厂(四川长虹)都提到了长足发展。

1986年,北京电子管厂第七任厂长张红飙发现工厂资金枯竭,连续11个月不能按时发工资,财报却显示还在盈利,找财政部的一位处长了解后才知道原来当时中国企业采用“滚动法”,而不是西方国家常用的统计法,张红飙主动申请了新的财报法,北京电子管厂30年第一次亏损才公之于众。

1989年,军工订单锐减,北京电子管厂连买煤的钱都是向银行贷款来的,在酒仙桥地区,长期领不到工资的老职工被迫到菜场捡白菜叶为生。

1991年春节前,张红飙写信给副总理邹家华,陈述了北京电子管厂遇到的困难,提出电子管厂要实行投份制,1992年7月,北京市电子办主任要求找一个30多岁能够跨世纪的干部接班,70多岁的张红飙知道自己前途已尽,他只说:

“你们赶上了好时代,就发挥吧。”

这位矮小的老人衣着朴素,看起来像一名普通的退休工人,在他告别了电子管厂,走入酒仙桥街头的人流后,历史迅速淹没了他的痕迹。

1992年秋天,王东升从原副厂长,总会计师的岗位上被提拔为总经理,北京电子管厂更名为北京东方电子集团,2001年后,才正式启用现在我们都熟悉的另一个名称:京东方集团。

王东升起先,并不想接手北京电子管厂这个烂摊子。

市政府在挑选工厂接班人时,第一人选是一名技术出身的青年干部,第二人选才是财务出身的王东升,那个第一人选一看工厂亏损成这样,心理压力过大,拒绝接任厂长,市政府只好去找王东升,王东升此时正准备跑路,包都打好了,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旗下的中国租赁有限公司担任常务副总,大家都去劝他做厂长,王东升说:“我凭什么要留下来?”

一位老同事回他:“就凭让我们的师傅不再去菜市场捡白菜帮子!”

王东升被这句话击溃了,他留了下来。

留下来的王东升要求对企业改革,做为全北京亏损最严重的企业,上头生怕他也撂担子跑路,赶紧答应,王东升又去找来了王家恒、王彦军、陈炎顺都一拨新人加入企业,这些人立功甚巨。其中陈炎顺1994年进入东方电子,负责筹措资金,当时东方电子有北京.松下30%的股份,陈炎顺去找北京.松下的财务处长王大姐要分红,东方电子却是个弱势股份,说不上什么话,王大姐叫他“喝一杯酒给20万”,陈炎顺一口气喝了20杯酒,酩酊大醉,喝完还记得踩着单车从酒仙桥往家赶,路上单车还撞了一辆的士,的士上冲下来四个壮汉将他一顿揍,他居然没感觉,挨完揍又骑车回家睡觉,也不觉得疼,第二天酒醒,他老婆看他满脸淤青,吓了一跳,他才想起来发生过什么。

这400万要回来,企业终于可以发工资了。

王东升整治过东方电子后,企业终于不亏损了,但每年只有几十万的可怜利润,陈炎顺发现北京.松下他们那30%的股份可以做进账里,拿着财务报表可以上市,王东升说你大胆去弄,死马当活马医,但全公司都把陈炎顺当成“小骗子”,说他净搞些虚头巴脑的东西,陈炎顺拉了个18人的团队,找来了南方证券做代理商,在一起整整工作了7个月,1997年6月10日,居然将东方电子集团在深圳证券交易所B股上市,一下子筹到了3.5亿港元。

北京电子管厂和东方电子集团都炸了,大家从没见过企业有这么多可支配的钱,敲锣打鼓迎接陈炎顺团队,从此开始,不管王东升和陈炎顺他们做什么,老职工们再也不做任何怀疑。

有了钱以后,1998年,京东方高层开始将公司由传统电子元器件制造企业改变为新型元器件、整机和系统并举的电子信息高科技企业。

京东方从此跨过了生死劫。

1998年,经历过大下岗的中国工业企业猛降到16.51万个,工业总产值34018亿元。




2000年4月,吴五四决定去广东打工。

199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一片凋蔽,前文所述的1996年城市失业率是21.4%,农村失业率可能是其几倍,中国一共出现过三波婴儿潮,分别是1950年,1965年和1980年附近,此时农村第三波婴儿潮纷纷长大,大部分念完初中和高中的青年急需工作,大量初期成立的乡镇企业倒闭,青壮年寻不到活路,农村治安恶化,车匪路霸横行,各市的火车站都成了藏污纳垢的集中点,经济问题引发社会问题,1980-1990年代我们常听到的严打主要是大量闲散人员造成的社会困境。

1990年代的中国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十分痛苦,幸好当时选择的以外贸为主的工业链条拯救了整个国家,广东省深圳、广州、东莞、中山、惠州、佛山各市发展起来的外资工厂,吸收了大量来自湖南、四川、江西、湖北、贵州、河南、重庆的农村青年。

吴五四那时没有读完高一,在家里瞎溜达了两年,他爸害了肺病,必须要出门挣钱了,和当时大部分湖南农村青年的命运一样,家里托关系找到广东东莞塘厦一亲戚家,赶去138工业区一家叫上泰的高尔夫工厂,寻个活命的差事。

就是在这里,他成为了我的同事。

郴州紧邻广东省,吴五四乘火车经韶关,只用了几个小时,便到达了广州。

吴五四说,他永远都记得2000年广州火车站混乱的场面,出站口有无数光着膀子露出纹身的光头壮汉不怀好意地盯着出口处,像打量肥猪一样打量着乘客,火车站前坪上躺满了奇怪的人,那些人铺了些破破烂烂的席被,就大赤赤地睡在前坪上,垃圾扔得满地都是,看起来无比混乱,和他同行的叔辈严厉警告他:

“低头快走,不要看任何人的眼睛。”

他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跟别人眼神接触,感觉像穿过战区一样急步冲过了火车站前坪,一直到火车站右侧有一排打电话的地方,他们在电话亭下面的台阶下停下,他看到叔辈紧张的神色才缓和下来,忍不住好奇问为什么这么紧张。

“那些都是吸毒的......”

2000年时混乱的广州火车站

他叔辈说完,就爬上台阶排队去打电话,台阶上坐满了人,看守电话亭的人一边磕瓜子一边很不耐烦地叫客人一个一个上来,他们足足等了半个小时才打通电话,通知塘厦的亲戚他们已经到达,然后到对面流花汽车站乘上一辆装了四十多人破破烂烂的中巴,经过五个小时到达东莞塘厦。

那时候上泰高尔夫工厂前面有一面铁制的招工栏,专门张贴招工信息,因为出粮准时,每天都有几十人到招工栏前面窥探,吴五四看到张贴了招聘十个普工的信息,第二天居然来了一百多人面试,他那时才感觉到当时中国农村失业人口的恐怖---保安要拿着橡皮警棍大声吆喝才能维持住现场秩序。

当时工厂求职时的情景

有熟人介绍,吴五四顺利进厂,到小球头加工组负责调球杆,2000年,他底薪300元,普通工友加班费是1.8元一小时,他是按件计酬,一个月工作320个小时,能挣1200元一月。

但在当时的广东,最可怕的不是枯燥的工作跟无休止的加班,最可怕的是飞车党和治安队。

据吴五四回忆,当时他们班上所有来广东打工的同学,“没有一个人没被飞车党抢劫过”。

飞车党通常是两人作案,一人负责驾驶摩托车,另一人负责抢劫,他们会将摩托车快速驶近路人,车后座的人会迅速一把抢走路人的手机和包包,当年飞车党极其猖獗,由于摩托车又快又多,塘厦镇一天就有上百起飞车抢劫案件,几乎无法治理,吴五四说,2002年有一个月工资拿到了1600元,他拿这笔钱买了一部波导手机,他这么高壮的人,在路边打电话时,都被飞车党一把抢走,而且将他拖到地上,衣服裤子都磨破了。

经过一年又一年的治安恶化,“当时在广东,所有人只要一听到摩托车的声音,就会高度警觉,捂紧包包,收起手机,四下警戒。”

2006年,飞车党抢劫时连续使两名女生撞在路边石阶死亡,媒体纷纷报道,一时民愤激起,广东大多数城市决定开始禁摩,全省的治安从此得到彻底转变,两名女生用自己的生命,阻止了广东抢劫案的泛滥。

  
另一个让所有外地打工者倍觉害怕而恶心的,是治安队。

飞车党抢了就跑,毕竟觉得理亏,当时的治安队则是明目张胆地欺压外来人口,治安队最为擅长的是开车堵住一条街道的两个口子,治安员就挨个查暂住证,凡是没有暂住证的,就拿铁棍赶上车,有反抗者就要吃一顿打,许多人初来广东,根本不知道要办暂住证,而且很多人是赤贫农民,“能不花钱办就不去办”,当时办证手续繁琐,只有在工厂正式上班的人,工厂才会统一办好,吴五四当年就被抓进去过两次,见到有反抗的人,“被拉到樟木头的收容所,打得头破血流”。

拉到收容所后,治安队会让你打电话叫亲友来赎人,一次400元,没有人赎的,会被拉去修两个月铁路,再给你一张回家的火车票。

收容所里,时常听到有一些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

2003年3月17日,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前往网吧时因没有带身份证,被关进收容所,孙志刚在收容所遭到了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的野蛮殴打,3月20日死亡。

孙志刚

据被同时关押的人反应,当时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时常有人不明不白死亡,在孙志刚进去前几天,3月16日至19日,两人病死,一人死于“头部挫伤,颅内出血”,在收容救治站的一位病人表示自己亲眼看到209室有人被打死。

同时被关进过收容所的四川南部县人,23岁的张明君也证实,“自己刚被关进收容所,就遭到了毒打,躺在地上爬不起来。”

孙志刚先被关进201室,被“贵州人”和“大胡子”毒打了两次,孙志刚念过本科,有一定维权意识,见到有外人来接人出去时,大喊大叫,高大精壮的护工(其实就是保安)乔燕琴(男性)素来霸道暴躁,对他很不耐烦,遂将他投到打人最狠的206室,对仓头李海婴等人说:“孙志刚太闹,呆会儿把他弄过来给你们玩玩。”

护工交班前,乔燕琴又到206室,对里面的人说:“那小子过来后半小时,给我狠狠打,不要打头,不要打出血,反正打死也没事。”乔燕琴后来在公安机关做笔录时说,“这里死一个人像死个蚂蚁一样。”,乔燕琴随后到201室,用脚踹孙志刚的小腹,孙志刚疼得跪在地上,求他不要打了,乔燕琴又踹了几脚,将他拉到206仓。

孙志刚在206仓被毒打了一小时,包括前文所述被毒打过的张明君也参予了殴打,张明君说“如果不打孙志刚,就会被保安乔燕琴殴打”,他不得不打,孙志刚被打得奄奄一息,跪下求护工换一个房间,另一名护工吕二鹏让他抱着被子去到205房,很快孙志刚又遭到了205房15人的殴打,叫声凄惨,吕二鹏亲自提着警棍隔着门在捅孙志刚。

第二天早上9时50分,孙志刚被发现脸色发紫趴在水泥床上,就这样活活被打死。(以上所述内容全部为孙志刚案法庭证词)

孙志刚被打死后,其同学的同学刚好是媒体人,知晓了孙志刚事件的前后经过,在西祠胡同媒体人讨论版里,将这件事告知了《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峰,《南方都市报》当时刚建立了深度报道组,陈峰觉得这件事可挖,记者部主任审核后觉得没问题,可以采访,陈峰跟王雷两人遂进行了深度调查,4月25日发表了一篇改变中国人权状况的报道《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

陈峰

2003年的这篇报道震惊全国,5月14日,法学博士俞江,腾彪,许志永向全国人大提交审查,要求撤销《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23日,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5位著名法学家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6月27日,乔燕琴被判死刑,李海婴(206仓头)被判死缓,张明君也被判15年,8月1日,1982年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正式废除。

从那之后,广东省治安队堵住一条街,或者砸门查暂住证的事例慢慢消失,2006年之后飞车抢劫也渐渐减少,广东才从过去的恐怖人间变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

那些被飞车抢劫而失去生命的人,因为暂住证被打死在收容所里的人,在被南都报业的伟大媒体人记录下他们的故事后,吴五四们才终于可以正大光明的走在广东的大街上,不用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地在这里完成中国外贸工业的推进。




吴五四是八零后,而当时在一起南下的打工族,很多都是70后。

2000年左右,这些70后在工厂相识,都已经结婚生子。

但他们并没有将小孩带在身边照顾的条件,一是广东地区没有这么多的学校收容他们的子女,二是就算有学校收容,他们也付不起高昂的学费。

一般在南方工作的父母,就会将子女留在湖南、江西、四川、贵州、重庆、河南、湖北等各省市,交给爷爷奶奶照顾。


这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特的一段骨肉分离的留守儿童现象。

留守儿童主要集中在1990-2010年这个时间段出生的儿童,在这之前,去广东的人不够多,在这之后,去南方的人基本都完成了原始积累,能在广东买房落户或者回到了老家立足。

这些儿童成了时代的弃儿,他们绝大多数被交给爷爷奶奶照顾,但祖辈的文化水平一般很低,根本不能和孙辈在精神上沟通,而且这些祖辈年事渐高,本应该是被照顾的年龄,结果反而还要去照顾这么多幼童。这些儿童在成长时面临更多的死亡风险,教育上也难得到正常的关爱,据统计,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一般中等偏下,优秀者不过其中10%。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宋英辉2016年时曾说,我国大约共有6000多万留守儿童,加上3600多万流动未成年人,总数在1亿左右,大约占全国三亿未成年人的三分之一,我国三个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处于留守或流动状态。


从小缺少父母关爱的大部分孩子孤独、敏感、脆弱,他们从小得不到完整的爱,一年只能见到父母两三次,缺少正常人际交往的常识,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因为长期与父母疏远,他们长大后跟父母的关系很难和睦,在知乎上关于留守儿童的留言里,大多数都是类似的倾诉:

爷爷奶奶是文盲,当我犯错的时候,他们对我的教育文式就只是打和骂。

第一次来大姨妈,没有人可以问,以为自己要死了。

初二的时候,身边的同学都辍学打工了,我好想有人帮我指点一下,我到底该不该继续读书......

成年以后,因为从小缺少爱,留守儿童对爱的感知也会用力过猛,既渴望爱,又害怕爱,不知道如何处理友情和爱情,常常用拒绝来保护自己。

弗洛伊德有一个著名的童年创伤理论,他说:人的创伤经历,特别是童年的创伤经历会对人的一生产生重要的影响。悲惨的童年经历,长大后再怎么成功、美满,心里都会有个洞,充斥着怀疑、不满足、没有安全感。

这些留守儿童现在纷纷长大,将近一亿个心中有个洞的成年人,正在融入我们的社会......

留守儿童是中国工业化道路上的一条必经之路。

东部地区的大规模工业化,需要中西部地区大量输送廉价的受过初中以上教育的农村劳动力,而反过来这些工作岗位,又使中国中西部农村得以摆脱世世代代贫穷愚昧的恶性循环,双方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没有这一段坎坷的工业史,大量农村人口无法从农民变成工人,今天的农村也不可能村村通水泥马路、网络、自来水,更不可能实现中国后期的城镇化,以及大量新生农民迁到城市后,即将到来的大农场主化。

没有这一段历史,中国农村还会沉浸在一家几亩薄田,人工插秧收种的原始农业阶段,农村人口的收入不会超过人均一千元一年,中国更不可能得到进化。

留守儿童是这一段历史进程中的副作用,根本无法回避,只能坦然面对。




吴五四在上泰厂加工组流水线上一直工作了三年,在孙志刚被打死四个月后,他在一次操纵机器时被夹伤了左手大拇指,血流如注,休养了整整一个月,复原后他申请去雕刻组学习雕刻,雕刻组的工资比加工组要高许多,2003年,雕刻组平均工资能达到2000多元,当时模具车间的一个铜模师傅也不过2500元,算是高薪,同时也不是纯粹的力气活,工作环境更不像加工组那样热到让人发晕,本来雕刻组只有熟人关系能进,刚好缺一个学徒,让他捡到便宜,便调了过去。

2004年我离开上泰流水线,开始自学平面设计跟CAD,2005年,听说学到一门雕刻机手艺的吴五四跳槽到了另一家工厂,月薪3500元,这时我们偶尔在网上打声招呼,再过几年,又听说他结婚生子,2010年后,相互便没了音讯。

2010年,当中国底层技术工人吴五四终于摆脱了生存危机之时,王传福和王东升正各自乘风而上。

王传福能从日本人手里接手镍镉电池生产,是因为镉元素对人体有害,是IA级致癌物,发达国家已建议禁止使用镍镉电池,比亚迪没有在这块领域多作逗留,表哥吕向阳再现土豪风采,投资1660万元,助力王传福从1997年开始大批量生产镍氢电池,当年销售量达到1900万块,进入世界第七。

比亚迪随后进入锂电池细分市场,由于中国的生产成本比日本同类产品低30-40%,先后拿下飞利浦、伟易达、摩托罗拉、爱立信等电池业务,很快成为世界第三大锂电池供应商。

2002年7月31日,比亚迪已经搬了四次家,并在香港成功上市,募集到16亿港元,第二年,手握12.4亿现金流的王传福烧得慌,居然决定搞汽车,他说:“手机不能做,不能和下游竞争,家电不能做,这个行业竞争太激烈,房地产也不能做,门槛太低。要找一个玩家少一点的,门槛高一点的,竞争程度相对低一点的进入。”(房地产:几年后你就会后悔的!)

后来王传福再次DISS房地产行业:“我看房地产行业这种暴利应该是短期的,不会是长期的,我们知道制造行业的财富怎么积累,你只要有核心技术,毛利率还是很高的。”(房地产:十年内教他做人。)

2003年比亚迪收购原军工企业陕西秦川汽车(铃木的奥拓技术,李书福2002年上半年去看过这家公司,但觉得重组成本大而放弃),从激烈市场竞争中爬出来的民营企业家战斗力要强大得多,比亚迪先叫日本企业开发模具,花了一亿多,推出第一辆车F2,结果经销商都不买,王传福只好扔掉F2,收购了北京吉驰模具厂,用几年的时间搞出了一辆高仿日本花冠又便宜又大的F3,仅售7.38-9.98万。

F3是一辆成本极低的车,高仿花冠使它节约了20亿的开发成本,自己的模具厂又省下2亿的模具成本(一般要3亿模具费),自主品牌又比合资品牌节约了5000元每辆车的技术转让费用,发动机直接买三菱成熟产品,也不用自己搞。

结果F3大卖,不到20个月卖掉了10万辆,成为自主品牌销售最快超过10万辆的汽车产品。

虽然第一辆车还停留在山寨阶段,没关系,当年日本韩国汽车产业也是这样起来的,王传福撸起了袖子,准备大干一场。

2007年,王传福投资43亿,推平了30个小山头,填平100个鱼塘,在深圳坪山建成比亚迪汽车基地,随后在2008比亚迪推出了F6和F0两款车,那年巴菲特拿出2.3亿美元买入比亚迪10%的股份,王传福便有些找不着北了。

坪山比亚迪总部

他说:“到2015年,比亚迪会成为中国第一的汽车生产企业。”

他还说:“2025年要成为全球第一!”

无论是电池还是汽车,王传福起家时,其实十分依赖中国廉价的人力成本,由于日本人力高昂,做电池时要少请工人,搞一条生产线要1-2亿美金,平台老化了还要更新,王传福跟技术人员找到中国人工廉价的突破点,自己动手制造生产设备,把生产线分解成一个个人工可以完成的新生产模式,用成本打败了日本电池厂,在做汽车时,王传福同样要求使用大量夹具和人工,不引进昂贵的生产线,坚持半人工操作,再用成本优势杀出汽车界。

2010年,比亚迪终于危机爆发,F3这样砍尽成本的车,使用后老化得也比合资车要快得多,质量问题接连而来,销量开始下滑,当年有30家经销商要求退网,到2011年上半年,比亚迪只卖出22.58万辆车,下滑22%,净利润下降88.6%,股票也从最高时85.5港元跌到15.36港元,多年战友夏治冰辞职,销售团队从2700人裁到800人。

老一套省成本的方式已经走不通了,因为当年吹过的牛,王老板的脸都快被现实打肿了......

不要紧的王老板,大丈夫能屈能伸,先过去历史的角落里洗把脸,电动车辉煌的未来还在向你招手。

2011年,王传福再次谋求转型之时,带领北京电子管厂起死回生的王东升,当年更惨,被部分媒体评为“年度最差CEO”。

京东方早在2001年1月增发A股,2001年京东方买了韩国现代的一条生产线,从2005年起因全球面板遇冷巨亏,到2011年,和TCL一起唯有拥有国内第8.5代TFT-LCD生产线的京东方,当年又巨亏32亿元,2005年到2011年一共亏损79.18亿元。

2006年,2009年,2011年京东方曾三次面临ST,全靠政府的11.89亿补贴和24亿元退税才活了下来,2011年股价跌到1.98元,京东方将鄂尔多斯配置给公司的2亿吨煤炭资源通过股权出让换得了36亿元才又躲过一劫。

京东方之所以能被政府一次次救活,是为了拯救中国的工业升级。

中国电子产业一直“缺芯少屏”,芯片和屏幕是中国电子产业的心腹大患(芯片的故事我以后会重开一文讲,今天只讲屏幕),京东方疯狂烧钱,忍辱负重,是因为它背负着中国面板赶超日韩的历史责任。

1980年代时,中国用合资策略搞起过“以市场换技术”,形成了今天的轿车、彩电、集成电路产业等现状(比如一汽大众,上汽通用等),到21世纪初,各大产业全部惨败,没有一个能摆脱对引进技术的依赖,没有形成自主技术能力,成为中国产业发展的耻辱。

没有核心产业部件,中国的电视和将来的手机产业,面临着严重威胁。

1997亚洲金融危机,日本夏普为了止亏收缩战线,三星和LG却大规模投产新的五代线,忍着几年的亏损剧痛,终于在1999年依靠铺开的规模效应跟韩元贬值,LG拿到了飞利浦,三星拿到了苹果、戴尔电脑,现代集团拿到了IBM、康柏、Gateway的订单,其中戴尔订单高达85亿美元,韩国的三星在当年全球液晶市场占有率达到18.8%,LG达到16.2%,两家韩国公司就此完成了对日本夏普的逆袭。

2011年的京东方,采取了和韩国人当年一样的策略,在行业低潮时,不退反进,当年11月15日,京东方反而在鄂尔多斯新建国内第一条5.5代AM-OLED生产线,投资达220亿元。

那年3月,鄂尔多斯市长来北京参加两会,顺便参观了京东方的5代线,参观结束后,市长对接待他的陈炎顺说,你们这个东西好,到我们那建一个吧,陈炎顺说我们有一种商务模式,资本金不得低于60%,投一条线要200亿,你们得出120亿。市长说他们没钱,但有煤。当时煤价很高,最后鄂尔多斯市政府用10亿吨煤的探矿权作价120亿,换取到京东方5.5代线的投产。

这批煤就是救了京东方一命,让京东方拿出2亿吨探矿权,换取免于ST的那36亿。

此时的京东方在北京、合肥、成都、鄂尔多斯各市都有了自己的生产线,2011年,“年度最差CEO”王东升完成谋篇布局,静待收获。

2011年,下岗工人,张瑶父亲的人生之路,即将走到尽头。

因为长年从事镀铬工作,加上好烟酒,张瑶父亲总是在咳嗽,2007年秋天,家里托人带他去河南医学院检查,发现已患上肺癌,医生看完病情,直接对张瑶父亲说,这个病没有什么治疗价值,建议回去好好享受生活。

张瑶父亲被肺癌折磨了四年多,2012年农历2月,癌细胞已扩散到大脑,在医院化疗时,他去上厕所时摔了一跤,他似乎知道自己大限已至,跟张瑶妈说要打算好好睡一觉,去问护士要了安眠药,说不要随便叫醒他。

这名平凡的下岗工人,辛苦操劳了几十年,最后在睡梦中病逝。

2011年,在张瑶父亲去世的前一年,按联合国数据统计,中国工业总产值达到2.9万亿美元,美国为2.4万亿美元(国内统计法和国际统计法有差异),中国正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




按美联储(圣路易斯)助理副行长文一的观点,中国的工业崛起屹今分成两大块,第一次工业崛起在1978-2008年,依靠的是中国惊人的超高储蓄,以及能源、动力及基础交通设施的三位一体。

第一次草莽崛起阶段使中国对石油、电力要求巨大,石油问题的解决可以参考我旧文《中国石油战略》,而中国发电主要是火力发电,到今天火力发电还占比约50%,也就是主要靠以山西为主的煤炭,这个时候整个民族昂扬向上,国家跑步前进抢时间,东部工业发展对电力的要求达到了疯狂的地步,1990年,中国还只有6000亿千瓦发电量,排在世界第四,2000年中国就飞奔到1.3万亿千瓦,排在世界第二,2005年狂奔到2.5万亿千瓦,2011年超过美国,达到4.7万千瓦,登顶世界第一。

为了保证供电,每一个煤矿前面,都排满了运煤的大卡车。

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中国十大矿难有七大集中在2000-2010年。无数矿工用生命为代价,满足了特殊追赶阶段中国电力的需求。

在基础建设这块,中国也因为高铁、高速公路、机场、桥梁的疯狂建设,获得了今日基建狂魔的美誉。(不详细展开了)

中国第一阶段工业崛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完成了工业强国的原始积累,并使国家成功跨过外贸型经济转向内销型经济,推动着国家大步前进。

无论是飞车党、治安队、下岗工人、留守儿童、山西矿难、拆迁乱象等等,都是中国混乱的原始积累时期独有的现象,每一个成功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都基本一致,中国艰难地走过了前面三十年痛苦质变期,终于走到了第二阶段。

世界上那么多国家都企图向工业强国挺进,为什么阿根廷、巴西都始终跨不过工业崛起的第一阶段?因为他们既没有完成能源、动力及基础交通设施的三位一体,民众也没有储蓄的习惯(没有储蓄习惯的民族在工业化进程中必须依赖政府补贴和国外贷款,工业化进程很容易被打断),更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以坚定的意志推动国家在产业链进度条上有条不紊地前进。

总之,能在二战后不通过殖民与战争还能完成工业崛起的国家,必须是勤劳节俭、忍辱负重、还具备宏大战略眼光的团结一心的民族。

从2008年开始的中国第二次工业崛起,预计将会在2030年左右完成,这个阶段,我们要完成农村的机械化,大农场主化,城镇现代化,在能源、信息、计算、动力、材料等方面全面引爆科技革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机械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最大出口国,成为优质的制造业大国。为2050年中国第三次工业崛起,使中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重工业技术领袖,同时主要基础科学方面全面超越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打下坚实基础。




王传福陷入了反思。

2012年5月,一辆比亚迪E6电动车被撞后起火,造成几人死亡,比亚迪市值五天时间蒸发了60亿,产品问题跟销售网络问题同时爆发,让王传福开始决定扎扎实实抓好汽车产品质量。

公司最重要的核心,也慢慢转到刚好和祖传电池专业对接的新能源汽车领域。

在2004年,比亚迪就造出了自己的第一辆纯电动概念车,磷酸铁锂电池技术又有多年心得(不过在宁德时代三元锂电池的冲击下,比亚迪现在也开始慢慢转向三元锂电池的技术方向),远远领先于国内其它新能源汽车,也经常拿到全球新能源汽车销售第一。

到2019年上半年,比亚迪总销量21.9万辆,其中新能源车145653辆,同比增长94.5%,电动车销量占到全部销量的66.5%,不管比亚迪愿不愿意,这家22万名员工的企业,都逐渐转变成一家以电动车销售为主,在中国工业崛起的第二阶段,比亚迪将代表着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与世界高手角逐。

而京东方,则是中国液晶屏幕在高科技领域的代表之一。

京东方已经进入到收获的季节。

2018年全球电视面板出货量中,京东方领先LG超过570万片,以5430万片成为全球第一(但出货面积还只能排第三),到2018年第三季度时,京东方在平板电脑显示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出货量都排在了世界第一,手机屏幕京东方也排名第二,仅次于三星。

在夜景屏幕方面,京东方也是世界第一,在OLED上三星不可撼动,但是京东方已经实现了驱动芯片和面板制造等技术的突破,加上从和华为mate 20pro系列合作后获得市场的认可(华为的高销售量才兜得住京东方后来柔性屏的生产成本,京东方才能更加向前一步,中国工业的进步是互利互惠的),将来国内的国产手机品牌极有可能会慢慢转投京东方,相信京东方将会在屏幕市场上逐渐实现对三星的全面超越。

中国的高端工业领域 ,正在一点一点蚕食发达国家的市场,第二阶段的工业崛起,正在有序而热火朝天地前进中。




到2019年夏,距离张瑶全家从东北兴高采烈搬去许昌,不知不觉已经过去37年,每当她看到全家那张照片时,仍忍不住潸然泪下。

126军工厂已经全然废弃,当年的学校、礼堂长满了杂草。

王传福踌躇满志,在朝着他的万亿销售计划前行,而王东升则壮怀激烈,预备制霸全球屏幕市场。

东莞塘厦的上泰高尔夫球头早已搬迁,原址变成了一家生意萧条的批发市场。

吴五四不知所踪,他此时可能已经回到老家,在某处经营着自己的小生意。

我在2019年夏天,花了整整十天时间,记录下37年来中国工业崛起第一阶段,下岗工人、南下农民工、民营与国企创业者的故事,当我疲惫地从电脑前抬起头来,望向窗外时,仿佛看到我们民族无数人正迎风冲雪,相互扶携,向世界的高峰艰难攀行。

这是我们前行时不屈的历史,也是我们民族奋斗的史诗。

参考资料:《简明中国工业史》、《王传福的创业人生》、《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光变》、《广东2035》、《新中国工业经济史》
特别感谢张瑶接受采访
从危机四伏的新加坡,看亚洲各国的命运转折原创: 卢克文 卢克文工作室 5天前





2019年,是许多亚洲国家或地区命运开始改变的年份。
亚洲地区稳固了近60年的财富分配等级,悄然开始出现变化。 在亚洲,站在金字塔塔尖的一直是最早完成工业现代化转折的日本,日本在二战前就已经完成了国家命运的升级,二战虽然战败,但早领先其它亚洲国家前面一大截,工业化人才底子都还在,二战后经济借朝鲜战争重新起飞,遥遥领先亚洲各国,现在还占据着汽车制造(最重要)、医疗科技、光学等美国主子允许他开发的民用高利润产业,日本的工业科技实力非常强,又有很深的危机感,如果放手让日本在军工同西欧、北欧国家自由竞争,用不了几十年,这些国家吃饭的家伙就会玩不过日本。 在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呆在第二等级,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从60年代开始腾飞,其中台湾和韩国走的是抓住发达国家淘汰下来的工业产业链完成升级,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则是拥有巨大的地缘优势完成经济起飞。 在中国大陆对外开放之前,所有的人、货、钱唯一进出的通道就是香港,香港是整个中国对外窗口,因此香港得以富甲天下,1990年时,香港富裕到这么小一座城市,GDP相当于全中国20%,1997年回归时,还约为全中国GDP的18.6%,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一路昂扬向上,大陆各港口城市逐一对世界开放,人、货、钱不用再经香港,香港GDP占比就一直在下降,2003年时下降到11.5%(但还是非常强大),2008年就只占5%,2013年只仅3%,2018年仅占2.78%,被北上广深四城一一超越,重庆、武汉、成都等又在后面追赶,香港将逐渐在体量上渐渐落后于内陆各一线城市。 香港平均3%的经济增长率放在全世界也是很优秀的数据了,但中国大陆浪费了开国好长一段时间,实在憋了一口气,发展经济时的疯狂表现是全球近三十年最癫狂的区域,没有之一,香港才会显得越来越不重要。 新加坡的地缘优势则在于控制了马六甲海峡。我在《中国石油战略》一文里详尽地介绍过,世界约60%,中国约80%的石油运输,大多要经过新加坡的。 下面我放一张今天(2019年8月10日)的亚洲船舶卫星定位图 这张图密密麻麻的绿色圆点代表在亚洲地区航行的船只,这张图其实就是亚洲的财富流动图。(也可以侧面反应日本经济多发达) 大家看图中西部区域最重要的两条绿线,一条来自非洲,一条来自波斯湾,中国要从波斯湾(比如沙特、伊朗)和非洲(比如安哥拉)大量进口石油,同时会将中国出口的大量工业制品输向世界各地,其中喉咙地带刚好是图中央的马六甲海峡。 新加坡就在这个咽喉地带。 大家可能有疑问,马六甲海峡长达1000公里,海峡两侧一路下来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三个国家,凭什么只有新加坡一家发达,成为世界第一中转站?  印度尼西亚只能怪命不好,他们这一线的海岸线暗礁多、海水浅,不适合大型船舶停靠,新加坡对岸就是印尼的廖内群岛,可惜就是地理环境太差,只能眼红新加坡人发家致富,自己困守在这里。 殖民地时期,眼光毒辣的英国人在马来西亚沿岸建了三座港口,英国人在海洋领域非常专业,这三个港口选址精准,分别是槟城港、马六甲港、新加坡港(上图三个黑点处),槟城由槟岛和一块陆地组成,槟岛太小,只有295平方公里,只有新加坡四分之一大,而且它所在位置航道太宽,不是必经之地,船开到槟去中转要耗费大量时间和成本,这个港口就没什么生意了。 马六甲港做不大是因为它是陆地,而不是岛屿,靠近陆地的岛屿本身就是最佳的天然良港。 大家平时讨论新加坡时,都忽略了新加坡其实是与马来西亚隔着一小片海峡的,并不是连在一起的。  新加坡就是一座岛,整个国家就是一座海岛型城邦国,也可以说整个新加坡就是一座海港。 它本来应该扮演马来西亚国家海港的角色,马来西亚居然不要它! 564万新加坡人做梦都要笑醒。独特的地理优势让新加坡年吞吐量超过一千万标准集装箱,每年期货交割金额超过2万亿美元,为了结算货物,物流中心一定就会变成金融中心,结果有几千家外资银行入驻新加坡,几十万人为物流等提供金融服务。 新加坡靠着这个世界上最优质的地理优势,光是收过路费都要富得流油,人均GDP6.46万美元,人均富裕程度排在卡塔尔跟卢森堡后面,是世界人均最富的第三国。 在亚洲,香港属于中国大陆的政治港口,新加坡属于全亚洲的物理港口,所以这两个地方才会在过去60年富成那个样子。 中国大陆经济崛起后,香港政治港口的位置渐渐失去,香港具有宏大战略眼光的特首董建华没有斗过传统地产势力,错失转型成科技城市的历史机会,香港从此经济跟不上时代发展,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 新加坡这边因为不像香港搞民主制,受到的牵制较小,行政力量要强大得多,同样面对房地产商,政府分分钟搞定这帮贪婪的商人,敢不服?只需一波强推组屋(相当于香港的公屋),就把房地产商放倒。 香港目前有80万个公屋单位,40万个资助房屋,和160万个私人住宅单位,公私比例是4:6。 新加坡有101个组屋单位,37万个私宅单位,公私比例是7:3。 搞到现在,新加坡82%的国民住在组屋,人均居住面积30平方米,香港只有44.8%的人住在公屋,人均居住面积14.96平方米,而且香港的公屋质量跟新加坡的组屋根本没法比。 搞民主制的香港被房地产商深深绑架导致民生艰难,搞李家城的新加坡直接收拾房地产商大建组屋人民最终安居乐业,结局真是魔幻。 更魔幻的是,为了保持住新加坡的高质量生活,不让中国大陆崛起伤害到新加坡利益,拥有74.2%华人的新加坡,开始拼命给中国大陆挖坑。 号称“小国大政治”的新加坡给中国大陆挖的第一个坑,是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 中国一直想在巴基斯坦建瓜达尔港,这里水深14.5米,能停靠装满中国石油的8-10万吨油轮,是巴基斯坦唯一一个适合大型船舶进出的港口,如果从这里将波斯湾的石油从巴基斯坦直接经陆路运回中国,5天可直达新疆喀什,进口石油从沙特到上海的时间也将从25-30天缩短至12天,不用再经马六甲海峡(详情请看《中国石油战略》,不重复了),2002年开始中国派工人在这里建设一期工程,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2007年赢得瓜达尔港40年运营权,但一直将瓜达尔港弃之不用,以拖延中国石油路线大战略,2013年2月,眼见瓜达尔港就要被荒废,忍无可忍的巴基斯坦政府强制收回运营权,将瓜达尔港转交给中国政府。 为了阻止中国瓜达尔港的顺利推进,由美国资助的部分恐怖分子至今还会在俾路支一带惹事生非。 新加坡给中国大陆挖的第二个坑,是想办法影响中国政府战略,阻止上海洋山港崛起。 从上海转运货物到日韩可以降低运输成本,还可以沿长江将货物以极低的成本运到内地,可以说上海是中国水运系统的最黄金位置,物流发达将致金融发达,这将削弱新加坡在亚洲的核心位置,因此在1990-2000年早期,新加坡一直在遏制上海发展。 新加坡高层先一通吹捧中国,获得开办中国高级干部学院的机会,影响中国政府许多重要决策,接着想尽办法挑拨上海与中央的关系,使上海深水港的项目一度被取消,转而投资发展天津港,2007年上海干脆自己花钱初步建好洋山港,2012年就超过新加坡成为世界第一大港,随后上海为了港口更好发展申请自贸区,又被新加坡从中作梗迟迟未通过,李总理上任后不到一周便通过上海自贸区申请,严重打击到了新加坡的发展。 新加坡之所以费尽全力阻止中国大陆的崛起,是因为自身特殊的经济利益,也因为他们是美国的铁杆同盟。 李光耀2011年曾告诫美国:必须在接触和孤立中国,这一根本问题上作出选择,不能两者并用。 为了扼住中国发展,表面上新加坡与美国不是正式军事同盟关系,李光耀却主动邀请美国前来驻军,2000年4月美新两国海军就签署了协议,让美国海军使用樟宜海军基地,新加坡的樟宜机场现在也一半是美国空军基地,部署着最先进的F35战机,如果中国对台湾地区用兵,新加坡一定会听从美国指挥,切断中国石油供应,因此是中国心腹大患。停靠在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的美军濒海战斗舰与导弹驱逐舰 为了教训新加坡,给中国布置安全的战略空间,中国向新加坡一共打出了三张绝杀牌。 第一张牌是通过跟巴基斯坦沟通,要回了瓜达尔港的运营权,让中国大量波斯湾的石油以后不用再经马六甲海峡,保证石油安全。第二张牌是全面建设上海洋山港,洋山港的现代化让上个月来访的柯文哲“感动震惊”,洋山港建好后,直接采用智能化管理,用无人驾驶车辆运货,集装箱装卸货物时现场看不到几个工作人员,运货效率比传统海港提高了30%,逼得新加坡运货量大幅下降。 第三张牌最狠,上海再牛逼也没有马六甲海峡,新加坡的黄金地位不可动弹,那怎么才能打得新加坡这位美国的忠臣小弟服气呢? 基建狂魔中国想了一想,决定直接在马六甲海峡再建一个新加坡。 新加坡的优势不就是因为它在马六甲有一个独立的海岛吗?OK,我们跟马来西亚政府谈妥,在离吉隆坡150公里处,新加坡西北面300-400公里处,建设一座深水海港皇京港。  这个港口由中方投资72亿美元,分为四大岛屿,由三个人造岛和一个自然岛组成,占地1366英亩,一个用于停泊大型舰只,一个用于停泊游轮,一个用于旅游观光,一个用于金融服务。在陆地上,还将修建从中国连接东南亚到皇京港的高铁。到时候,来自东亚、东南亚、中国,甚至俄罗斯的货物贸易,都直接绕过新加坡,走皇京港。 新加坡得知皇京港开建后十分抓狂,几度企图挑拨中马关系,可惜中国早已和马来政府深度绑定,建立中马港口联盟,中国的大连、上海、宁波、钦州、广州、福州、厦门、深圳、海口、太仓跟马来西亚的巴生港、马六甲、槟榔屿、柔佛、关丹和民都鲁进行合作,包括技术转让、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培训等,中国在港口技术、货运代理、集装箱中转等方面处于先进地位,将对马来西亚给予更多帮助。  皇京港开通后也将成为马来西亚最大港口,马来西亚面对厚利,无论美国和新加坡怎么离间,都难以改变主意了。 由于途经马六甲海峡的船只最后目的大多都是中国,皇京港建成后,停靠新加坡港的船只将减少80%,这才是对新加坡的致命一击!皇京港建成示意图
2019年第一季度,新加坡经济增长率为1.3%,到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仅为0.1%,新加坡经济正在一路走向下滑,而真正当2025年皇京港建成之日,就是新加坡经济血崩之时。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写过的《地缘之战:即将衰落的韩国》,应该记得我不太看好韩国后面的发展,毕竟韩国那么依赖半导体市场,而在昨天《日经中文网》报道,森国化学社长森田康夫表示,中国生产的氟化氢质量不够好,故日本将于2019年内将在中国浙江省工厂启动高纯度氟化氢生产,工厂是中国企业的合资公司,双方均摊100亿日元的投资投资额,今后可以从中国向韩国供货。 森国康夫说,韩国的半导体正在向中国转移,所以我们要向中国靠拢。 韩国对高纯度氟化氢高度依赖,其中日本占其60%的份额,现在日韩正将半导体贸易战打得火热,日方却将半导体的关键钥匙之一交给了中国,联想到8月10日(就是今天)与日本外务次官秋叶刚男在日本举行新一轮中日战略对话,这是时隔七年后,中日第一次重启对话,而日本商界马上给出极大诚意。 我不得不怀疑,中日双方正在瓜分竞争越来越激烈的高端产业链利润,开始联手打压二三线工业国或地缘国。 大树底下无美草,一将名成万骨枯,中国的崛起首先就会将原本“亚洲四小龙”一一拉下马来。 回到我开篇说的,亚洲各国或地区的命运,在2019年将发生重大转折,一些亚洲一线国家或地区将降为二线,而一些加入中国利益链的国家或地区,将会缓慢升格为一线。 中国和日本将暂时联手站在亚洲的最顶峰。 新加坡、香港将从2025年后从一线降为二线。 韩国将会因为在半导体、汽车开始退守有降为二线的危险。 越南、马来西亚将因为参与中国大战略或者因为产业链转移获益。 印度还将享受一段巨大的人口红利,他们能不能在未来二十年完成国家升级还很难说。 简单点说,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将会受益,而还在死抱着美国大腿处处与中国为难的国家,将会受到我们的降维打击。 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东亚还是会回到以中华文明为首的正常秩序上来,那些还在等着西方世界施舍的国家或地区,终将会面临被现实淘汰的命运。



香港的红与黑

最近香港出现黑白衣激进分子,当中有不少有黑社会背景。香港黑社会与香港社会各界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请看下文分解。





一、

1841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强占香港岛。清政府试图武力收复,但实在是无力收复。

第二年,便签订了臭名昭著的《南京条约》,香港就像一块肉,叨在了英国人嘴里。

此后,香港从一个5000多人的渔村,变成华洋杂处人口激增之地。

这时就需要警察来维持统治。

最早的香港警察是从英国海军抽调出来的,但是他们不懂中文,而当地渔民又不懂英语,中国渔民指着他们鼻子骂他娘,他们也只会满脸疑问地说“why”——总不能给每位警察都配个随身翻译吧。

后来为图省事,又招了一些印度人当警员,鸡零狗碎的事让印度警员来干,英国警察只当发号施令的高层警务人员。

中国人喜欢给人取绰号,印度警员最开始被称之为“大头绿衣”,后来又戏称“亚差”或“嚤啰差”。再后来又有很多中国人加入警队,“亚差”之类的称呼就不太适合,于是便用中性词“差人”来称呼警察,如果要装逼,表达点贬义的话,那就叫“差佬”。

当时英警地位最高,待遇最好,有枪;次要是印警,有枪;而华警,地位最低,只有木棍。那时英国统治还不够稳定,大概是怕华人警察有枪后造反。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再次败给英国,又签订了《北京条约》,九龙半岛南部和昂船洲,又像两块肥肉,叼在了英国佬嘴里。

就这样,随着殖民地人口增多和面积扩大,香港的警察队伍也越来越壮大。

后来,从清末到民国,香港成为中国人的避难所。特别是革命党人,在大陆被通缉,便去香港避难,因为是英国殖民地,清廷没办法,后来日军侵华,很多广东沿海和上海的人,也纷纷避祸香港……

革命党、黑社会、富商、难民等等各色人等在香港风云际会,在香港上演了无数血脉贲张的故事。

1937年11月,上海滩青帮大亨杜月笙来香港避难。

时值上海沦陷前夕,老蒋劝上海滩三大亨去香港,以免被日本人利用。49岁的杜月笙自然知道其中利害,就算老蒋不劝,他也会去。

可是69岁的大哥黄金荣和60岁的二哥张啸林,就没有同去。黄金荣因年事已高,不愿舟车劳顿,留在了上海;张啸林没去香港,则有自己的小九九:在上海滩,早前黄金荣权势最大,后来杜月笙威望最高,而他一直排在末位,心有不甘,此次三弟杜月笙走了,大哥又老了,他独霸上海滩的机会来了。

后来日本人进驻上海,拟黄金荣出任伪上海市长,黄装病糊弄过去。张啸林则二话不说,公开投敌,沦为汉奸,伪上海市长的位子还满足不了他的胃口,还筹建伪浙江省政府,拟出任伪省长。

杜月笙到香港后,利用留在上海滩的青帮弟子,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比如筹措抗日物资,筹措医药经费,最牛逼的是他人不在上海,照样能洞悉上海的一切,还能远程操控上海敌后工作,甚至成功策反了汪精卫集团的重要人物。

自然,二哥张啸林投敌后的一举一动,杜月笙都悉数掌握。军统锄奸队的队长,就是杜月笙的门生。他并没有安排自己的门生去除掉张啸林,毕竟兄弟一场。但是军统老大戴笠要除掉张啸林,征询杜月笙意见时,他没有表态,可以看作是默许了。

1940年,军统特务三次刺杀张啸林未遂,最后上海滩另一位青帮大佬张仁奎安排了自己的保镖林怀部,到张啸林身边卧底,最终林怀部成功干掉了大汉奸张啸林。


二、

除了杜月笙,还有大量上海精英来香港躲避战乱,为什么来的都是精英呢?因为普通人是弄不到从上海到香港的船票的。

还有很多人从广东移居香港,比如广东潮州的李云经,他原本是一位读书人,因家道中落,无法去大学读书,便在家乡学校当了一名教员。

1940年,潮州沦陷,李云经辗转入香港投亲,带着他12岁的儿子李嘉诚

……

香港人口,从之前的100多万,激增到160多万。

1940年6月,日军从宝安登陆,攻占深圳,并封锁了香港。

香港变得风声鹤唳,11月,港英政府成立英军远东司令部,征招了大量男丁入伍,同时征调了大量警员来前线防御。

因为人口激增,治安混乱,又因为大量警员去了前线,于是港英政府大量征招警员。

1940年11月,有很多香港的年轻人应聘警员,其中有三位20多岁的年轻人,日后成为叱咤香港的风云人物,他们就是吕乐、韩森、曾启荣。

吕乐,1920年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后来全家人偷渡到香港。他又叫吕务乐,江湖人称lak哥、乐哥、阿叔,发迹后成为香港四大华人探长之首,也被称之为“五亿华人探长”。

他的故事被很多香港电影演绎过,比如刘德华主演的《五亿探长雷洛》,任达华主演的《四大探长》,梁家辉主演的《金钱帝国》,还有2017年刘德华主演的《追龙》等等。

在加入警队之前,吕乐在茶馆跑堂,刚加入警队时,还是名军装巡逻小队的警员,比便衣刑警低一级别。日常工作就是出外勤,干一些最基本的警务,这种角色很辛苦,日晒雨淋,在街上巡逻。

吕乐有一位黑社会背景的叔祖父,名叫吕六,吕六有个女儿名叫吕杏华,吕杏华后来成为新义安龙头向华炎妻子。

几年后,吕乐发迹,跟向华炎有些勾结干系。

韩森,1917年出生于香港离岛长洲,因而也被叫做“长洲仔”,又因为体型有点胖,人送外号“肥仔B”。

韩森同吕乐同一年加入香港警队,香港沦陷后,他逃到东莞暂避风头。

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他才返回香港当警察,当时跟随警界中东莞籍的实力派人物,因而成为东莞势力的主要成员。

多年后,韩森与吕乐并称香港“华人四大探长”。

曾启荣,祖籍广东梅州五华县,1916年生于香港,中等身材,1940年加入香港警队,花名“曾咩喳”,咩喳是英文MAJOR的粤语读音。华人做到“咩渣”,相当于警署的大队长。

曾启荣一直是吕乐的心腹,他主要工作就是帮吕乐收黑钱。虽然他没有得到“四大探长”之殊荣,但他同样是警界风云人物。

曾启荣足球踢得不错,跟“亚洲球王”李惠堂是老乡,二人一起踢没踢过球无据可考,但他一定看过李惠堂踢球,因为他是李惠堂铁杆球迷。

在电影《金钱帝国》里,梁家辉扮演的李乐功(原型就是吕乐),和陈奕迅扮演的陈细九(曾启荣原型),就经常踢球。

电影里的曾启荣,很擅长给上司吕乐助攻,因此深受吕乐器重。后来,曾启荣还担任警察足球队教练及香港华人足球联谊会执行委员。

他有个同样喜欢足球的儿子,名叫曾志伟


三、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杜月笙辗转去了大后方重庆。

日本人统治香港的三年零八个月,曾启荣的偶像“亚洲球王”李惠堂也离开了香港,辗转回到老家梅州五华县,他在家门口贴上了一副对联:

认认真真抗战,随随便便过年。

1944年,华人四大探长中的另一位蓝刚,也加入了香港警队。

蓝刚,原名蓝文楷,出生于1920年,因为觉得名字中少了阳刚气,后来改名为蓝刚。

蓝刚很有语言天赋,可以说英语、西班牙语、广东话等在内的多种语言,因为敢打敢拼,破的案件较多,升职很快,后来做到了港岛总华探长,四大探长之中也就只有他可以与吕乐叫板。

蓝刚的性格,比较诙谐幽默,很喜欢跟人开玩笑,行为也很搞笑,江湖中人还送了他个外号——“无头”,即无厘头的意思。

至于四大华人探长最后一位颜雄,因为名气最小,地位最低,连曾志伟老爸曾启荣都不如,所以他的资料也少之又少,在此就暂且略过。

香港沦陷的三年,香港黑社会成员有很多回到内地谋生,有血性的男儿还投军抗日,留在香港继续当古惑仔的多属极恶之徒。

那时,香港街头常见黑帮公然烧杀抢掠,有些投靠日本宪兵的黑帮,如和安乐、和洪胜、和利和、同新和、福义兴等,甚至抢夺百姓的救济粮,协助日军建立慰安所,干了很多坏事。(这些小帮派不是本文重点)

1945年8月,小日本投降,香港各大帮派已经基本划定了势力范围,比如旺角地区由“和安乐”控制,深水埗是“和胜和”的地盘,中环归“和合图”……


四、

1945年,四大探长还在街头巡逻的时候,17岁的李嘉诚结束了茶馆跑堂的工作,在一家五金店做推销员,负责销售白铁桶。通过市场分析,他将目标人群锁定在中下阶层的老太太身上。

他经常帮老太太浇花,在闲聊中增进了解,加大彼此的信任感,从而一步步打开销路。其他同事每天工作8小时,他每天工作16小时,足足是别人的2倍。很快,他就成为全公司的销售冠军,销售额甚至是第二名的7倍,被迅速提升为经理,而后步步晋升。

半个世纪之后,中国很多无良奸商,从李嘉诚创业故事里找到灵感,纷纷打起了老年人的主意。

1945年8月,李嘉诚帮老太太浇花的时候,杜月笙从重庆回到上海。

原本他以为回到上海能捞个上海市长当当,结果连副市长都没捞着。更令杜月笙火大的是,当他乘坐的火车快到上海时,门徒报告,市政府已通知取消原定的欢迎仪式,连本已搭起的欢迎牌楼也已拆除,北火车站还贴出了“杜月笙是黑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的标语。

杜月笙一肚子火,说了一句经典台词:

不是政府人士,永远不要去做政府的吹鼓手。因为吹鼓手在政府眼里永远只值一个夜壶铜钿。尿急了拿出来用一下,用完了将夜壶放到床底下。你吹得越起劲,不仅公众看不起你,政府更看不起你。所以吹鼓手都没有好下场。

1946年3月,戴笠因飞机失事死于南京岱山。杜月笙在国民党中最大的靠山也没了,这为他日后移居香港埋下伏笔。

戴笠的意外去世,也对香港时局造成一定影响。

那时戴笠有位得意门生,名叫向前,1907年生于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县,被授予军统少将军衔,抗战胜利后,潜赴香港进行特务活动,为掩饰其间谍身份,在香港创立义安工商总会、太平山体育会、义安公司、新安公司等,通过包赌及收保护费牟取暴利。

1947年,“义安工商总会”因涉及三合会活动而被港英政府取消了社团注册。40岁的向前便将该组织改名为“新安公司”,即现今的“新义安”,在铜锣湾,他们一手遮天。

向前一共娶了四房太太,那时香港的有权有势的闻人,好像不多娶几个太太,就显得很没面儿似的。

四房太太一共给向前生了13个孩子,其中9男4女。

其中,长子向华炎,绰号“四眼龙”,日后接掌新义安龙头,还有大家都知道的向华强,排行老十,生于1948年,至于老幺向华胜,那时还未出生。

向前平常打理帮务,甚至搞一些谍报活动,而四房太太在家上演“宫心计”,成天鸡飞狗跳,他也懒得管,那时他烦着呢,因为国民党正在大陆节节败退。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杜月笙再次来到香港。


五、

1949年4月底,解放军突破国民党70万大军,强渡长江,至此大局将定。蒋介石单独召见杜月笙希望他能和自己一同前往台湾,而中共也通过秘密渠道会见杜月笙,希望杜月笙能留在上海,除了能稳定上海经济大局,还能稳住他的徒子徒孙,别给解放后的上海添乱。

杜月笙一生善于审时度势,假如留在上海,那么就面临两个问题:

其一,四一二政变,他帮助蒋介石杀掉汪寿华,虽然后来抗战出力不少,给中共送过防毒面具,但那笔帐不好算,连蒋介石都过河拆桥,把他当夜壶,何况中共?

其二,二哥张啸林当年留在上海投靠日本,就被蒋介石暗杀,自己留在上海投靠中共,老蒋会不会派军统特工暗杀他呢?

而台湾,那是更不能去的,也有两个原因:

其一,老蒋不是好东西,当年为他立下汗马功劳,可是连个上海市长都没混到,去台湾那还不知道要受多少气呢;

其二,历史是胜利者打扮的小姑娘,一旦去了台湾,自己在历史上是忠是奸,恐怕就说不清楚了。

思来想去,杜月笙便只有去香港了。

杜月笙虽说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情,但也算重情义,临走时还记挂着大哥黄金荣,那时黄金荣82岁高龄,杜月笙再次劝黄金荣一起去香港,黄金荣再次拒绝了杜月笙的好意。

他说,我一把年纪了,宁愿死在上海,也不愿意死在海上。

1949年5月27日,60岁的杜月笙告别留在上海的黄金荣,带着手下100多口人,登上了驶往香港的客轮。这次离开上海滩,跟上次不一样,上次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归来,而这次他知道将是永别。

站在甲板上,望着渐渐远去的上海滩,杜月笙不禁百感交集,唏嘘不已。47年的往事一幕幕从眼前掠过,所有的荣华富贵、功过是非,都如雨打风吹去。

竟也有一丝“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豪情。

这是杜月笙第二次去香港,连他这样呼风唤雨的大亨,这样中共还在挽留的风云人物,都要来香港避难,可想而知,那些亲蒋人士,来香港避难的还有多少。

更不用谈国民党败兵了。

那时近万名国民党败兵来到香港,其中有一个抗战风云人物——葛肇煌

杜月笙来香港主要是养老,谈不上猛龙过江,葛肇煌来香港,才是真正的猛龙过江!


六、

葛肇煌,生于1894年,比向前大13岁,官衔也比向前高。

1942年,葛肇煌加入军统,此后立下赫赫战功:

1944年暗杀汪伪政府广东省长陈耀祖,此人是汪精卫老婆陈璧君的弟弟;

1945年捣毁日本支持的“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的洪门组织,并自称“洪门护法”,将该组织接管。

抗战胜利后,葛肇煌将本部易名为洪门忠义会,受军统指挥。

1949年10月,解放军长驱直入,占领广州。葛肇煌和近万名国民党败兵,纷纷涌入香港,聚集在香港西环一带。

这些国军败兵,白天无所事事到处游荡看热闹,有些没饭吃跑去偷盗抢劫,晚上就在路边屋檐下铺上油纸或者毯子,席地而睡。

为了安置这些不安定分子,港英当局在香港岛西面的摩星岭设置了所谓的难民营。

难民营很简陋,连木板房也没有,是用各种物品搭建的帐篷,帐篷布满山头,缺乏公共设施,人们随地大小便,每逢烈日当空,更是恶臭难闻,到了雨天,更是遍地泥泞,就算铺上草包袋子,也很快就腐烂不堪。

但这些不安定分子,仍然不安定。

1950年6月,摩星岭国军残兵与香港人发生冲突,很快数百人打起了群架,这次事件导致130多名香港青年受伤。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动乱,港英当局撤销了摩星岭难民营,在相对偏僻的九龙魔鬼山,也就是将军澳对面,设立了调景岭难民营。

国军残兵怎么甘心窝在山头住棚子呢?何况他们之中还有好多黄埔出身的军官。让他们去打杂工,看别人眼色,获取一点微薄的收入?

用帕特里克·亨利的话来说,“不自由,毋宁死”。

于是,前国军中将葛肇煌挺身而出,创建了14K

14是指14K发源地,即广州市西关宝华路14号,这是葛肇煌在广州创立的根据地;K是国民党英文名称KuoMinTang的第一个字母,也指K金(Karat),K金比一般的黄金更为坚硬,喻意组织的强大。

14K很快就在香港打下地盘,毕竟该组织成员都接受过军事训练、白刃战训练,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且身经百战,枪林弹雨、炮弹横飞都不怕,还怕黑社会?

自此,新义安和14K成为香港两大帮派,本地帮会以“和胜和”为首,皆屈居于两帮之下。

1950年,新义安创始人向前,43岁了,帮会发展得一般般,儿子却又生了一个,取名向华胜


七、

有人建帮,也有人立业。

1950年,当葛肇煌在创建14K的时候,22岁李嘉诚开始创业了。之前他帮老太太浇花,卖铁桶,后来塑料桶横空出世,很快便取代了铁桶。他敏锐地发现,塑料将被广泛应用,于是他成立了塑料厂。

他拿出跟老太太浇花赚到的所有的积蓄,还向亲友借了一些钱,凑足5万元港币,在筲箕湾租下了一间千余尺的厂房,招了20几名员工,成立了长江塑胶厂。

李嘉诚有句名言:长江不择细流,故能浩荡万里。后来果然“浩荡万里”了。

另一个创业人士霍英东,比李嘉诚大5岁,他投资的眼光也更成熟。

那时香港人口激增、工商业兴起,对土地和楼房的市场需求日趋旺盛。

27岁的霍英东审时度势,创立立信置业有限公司,开始经营房地产业。他首创分层预售“楼花”和分期付款的经营方式,对香港房地产业的发展贡献极大。

一时间有钱的商人纷纷投身房地产行业。

这一年,杜月笙像拔河中间的红绸子,一边牵在老蒋手中,一边牵在中共手中。双方都想拉拢他,可是他却在中间打太极。

两不相帮,两不得罪,两边都不去。

甚至他想移民法国,但不愿丢下忠心耿耿的手下,和一些在抗战中牺牲人士的遗属。算下来,去法国的男女老少总共有140多人。护照等各种费用要15万美元,而当时杜月笙只有10万美元的积蓄,最终放弃移民。

1951年5月底的一天,杜月笙在家里一边喝茶,一边看报,他会通过看报,了解上海的一举一动。报纸上,一名老头在大街上扫地的照片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觉得这老头很眼熟,拿起老花镜仔细一看,这不是大哥黄金荣吗?

杜月笙不禁叹了口气。大哥的遭遇也许他早有预料,如果自己不避居香港,恐怕旁边倒垃圾的老头,就是自己了。

但实际上,让黄金荣去扫大街,不过是一场“危机公关”。在此之前,因为群众愤怒,“黄金荣可杀不可留”的口号响彻上海滩,黄金荣也写了一篇《黄金荣自白书》,自称“自首改过”“将功赎罪”“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云云,但并未平息群众的愤怒。

于是就让黄金荣出来扫大街,一来对稳定社会秩序、震慑帮会残余势力起了不少作用,二来也消了群众的一口“恶气”。

没多久,就停止改造黄金荣了,毕竟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

三个月后,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病逝,终年63岁。

杜月笙病逝时,只留下了大约10万美元的财产。除了分配给家人外,还单独留一份给那些有生活困难的门生。对待追随他的人,杜月笙有情有义,至死都还挂念着。单这一条,就让许多江湖大哥自叹不如。

1953年6月20日,黄金荣因发热病倒,昏迷了几天,就闭上了眼睛,时年85岁。

至此,青帮三大亨时代,彻底落幕。

一个月后,14K创始人葛肇煌因脑充血在香港逝世,终年59岁。其子葛志雄登上14K龙头宝座,但帮会已经开始分裂,葛志雄只是名义上的老大,36个分支组织各自为政,对外都称“14K”。

这一年,新义安创始人向前被港英政府驱逐出境,他只带了最得宠的三太太去了台湾。5岁的向华强和3岁的向华胜留在了香港。

至此,新义安由向华炎领导,14K由葛志雄接任,香港黑社会翻开了新篇章。

也是这一年,37岁的曾启荣生了个儿子,名叫曾志伟


八、

向华炎看起来很斯文,戴着一幅眼镜,江湖人称四眼龙。

向华炎接班前,两家都是国民党败兵为班底,多少有点井水不犯河水的意思。向华炎接班后,就不讲那些渊源和情面了。

只是那时的新义安,还没有跟14K火并的实力,但火并是迟早的事。

就像40年后郑伊健在《古惑仔》里唱的:

谁此刻可走出战圈,现在就要天空反转,火已再点,终须一战,清算这一段恨怨……

向华炎之所以能带领新义安崛起,跟吕乐有很大关系,前面说了,他们有一层亲戚关系,吕乐的发迹,也离不开新义安。

只有黑白两道都有人,才能黑白通吃。

就像当年上海滩的黄金荣,他一边在青帮当老大,一边当法租界巡捕房唯一华人督察长。他当督察长的时候,法租界破案率极高,还被称之为神探。

为毛?

因为没人敢在他的地盘闹事。后来法国总领事把他惹毛了,他撂挑子不干,一边跑去杭州玩,一边暗中指使手下在法租界闹事,法租界顿时大乱,总领事急得团团乱转,却没人破得了案,最后只好灰头土脸地请黄金荣回来。

吕乐和向华炎多半对黄金荣的故事有所耳闻,只是他们需要二人联手,才勉强达到黄金荣的段位。

向华炎当上新义安龙头的时候,吕乐也由探员升为探目。探员就是包打听,探目就是包打听的头目。

黄金荣当年在上海滩,也是从探员做起的。黄金荣升为探目,是因为他利用黑道的眼线,打听消息很灵便。

吕乐当探目,业务能力强,当然也离不开新义安的龙头向华炎的支持。

待这二人羽翼渐丰的时候,就开始联手对付那时风头正盛的14K。


九、

1955年,百余名14K黑社会成员在钻石山一所学校内开“群英大会”,吕乐很快得到消息,不动声色地带着警队将之一网打尽。

这是吕乐第一块跳板,因为反黑有功,他被升为高级探目,离探长只一步之遥。

1956年“双十暴动”,成为吕乐又一块跳板。

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国庆,又称双十节。流亡在香港的国民党残余分子,每年都会在这一天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

但这一年,他们做得有点过分,以前只在自家房子上挂旗,这一年他们把一串串旗帜拉过马路,甚至强行贴在别人的房子乃至公共建筑物上。

干这些事的是从国民党败兵演变而来的黑社会成员,如14K、和安乐、敬义堂和二龙帮。

以前港英政府对双十节的庆祝睁只眼闭只眼,这次有点过分,于是政府职员接到上级指示来清理这些旗帜。

几十名14K成员开始与政府工作人员发生冲突,致使围观闹事者越聚越多。他们要求港英政府燃放10万头的爆竹以示道歉,还要拆旗者在蒋介石像前下跪叩头。

遭到拒绝之后,14K以及香港另外一些三合会如和安乐、和胜和、和胜义等混水摸鱼,乘机制造骚乱,到处随手打人,砸东西,洗劫焚烧车辆、商店、工厂、学校、工会等。

但这只是暴动的序幕。

当天晚上10点,庆祝双十的饮宴结束,大批亲国民党分子,其中多半是黑社会分子,喝了点酒,开始闹事,从九龙蔓延到大半个香港。

他们向左派工会掷石,冲击曾经悬挂五星旗的商户,推倒车辆设置路障并纵火,又强迫商店和路过的汽车买旗,索价5至20元不等。

他们用石块砸向一辆救火的消防车,司机被砸伤,消防车失控冲上行人道,酿成三死五伤。当救伤车前来救人时,同样遭到袭击。

一家面包公司最倒霉,暴徒们砸烂机器、烧毁厂房,停车场上的12辆货车被付诸一炬。

当警察出现时,他们就散入横街窄巷,警察过后,他们又重新集结,一直闹到凌晨5时。

10月11日,事态进一步恶化。

下午1时,瑞士副领事恩斯特夫妇乘坐的士被暴徒发现,竟将的士推翻,还放了一把火,的士司机及时逃脱,恩斯特夫人被烧至重伤不治丧命,甚至还有两名暴徒在翻车时被压在车底,也被烧死。

下午3时,九龙的公共交通全部停顿,市面上气氛紧张。

英政府颁布了紧急戒严令,并派出陆军进港镇压,才平息了暴乱。

“双十暴动”导致死伤400多人,300多家工厂、商店、学校被捣毁,直接经济损失3000多万美元,1957年港英政府紧急成立了“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即电影里说的“O记”。

因为吕乐之前反黑有功,在“O记”里,他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场暴动涉及的帮会有14K、和安乐、敬义堂和二龙帮,新义安虽然也有国民党背景,却置身事外。

结果是,14K、和安乐、敬义堂和二龙帮此后遭受重创,而“新义安”在此消彼长之下开始壮大。

吕乐因反黑有功,在新界区当上了探长。


十、

蓝刚当探长,则跟曾昭科有关。

对于绝大多数香港人来说,曾昭科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在那个时代,他的成长经历是个谜,他的祖籍地是个谜,他加入香港警队是个谜,后来他被港英政治部秘密逮捕,又被递解出境,仍然是个谜。

多年以后,他的真实身份曝光,人们才揭开这些谜底。

曾昭科,又名曾约翰,1923年出生于广州,小学毕业后来港,跟兄长入读九龙华仁书院,毕业正值香港日治时期,故此留学日本。大学时代,曾昭科接触左倾思想,熟读《资本论》。

1947年,曾昭科毕业回港,加入皇家香港警察并屡受重用,曾派往英国苏格兰场受训。先后任职政治部、九龙刑事侦缉处副处长等要职。

刑事侦缉处就是现在的重案组。

1958年,香港九巴总经理雷瑞德被歹徒挟持,劫匪之一是拥有“双枪虎将”之称的李卓,此人可以使双枪,据说有百步穿杨的本事,曾昭科带队破案。许多警员听说要破门入室,便吓得不敢出声,蓝刚当时只是一名普通警员,他自告奋勇,跟随曾昭科一起行动,因而受到上级嘉奖以及曾昭科的赏识。

此案一破,曾昭科升为华籍助理警司、警察学堂副校长,蓝刚则在深水埗警署当上了探长。

那时,除蓝刚以外,曾昭科还提拔过一位名叫曾云的下属。曾云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叫曾荫权

1961年10月1日,香港警方在罗湖截获一名右腿打上石膏的男子,该男子不但身怀巨款,石膏内还有一微型底片,内容与中共特工有关,后经政治部严刑拷问,该男子供出接头人是时任警察训练学校副校长的曾昭科,一时轰动全港。

十多年后,广州暨南大学复办,曾昭科任外语系教授、系主任,之后获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


十一、

1962年,香港警队重设华人总探长一职,简称总华探长,从10个环头的10名探长中,选出两位人选。

一般总华探长只选一位,这次为毛要选两位?

因为那时在10名探长之中,吕乐和蓝刚声望差不多,给谁都可以,但给谁另一方都不服。于是就设置两个位置,一人一个。

吕乐驻守于港岛,蓝刚驻守于九龙和新界。

那时总华探长是当时华人在警察队伍中最大的官职。虽然曾昭科曾任警司,比总华探长级别要高,但是警司也得给总华探长面子。

1967年,六七暴动时,蓝刚就霸气十足地骂过警司:

警司有什么了不起啊!再不满意我就调走他!

值得插两嘴的是:

金庸曾在《明报》上撰文批判过六七暴动,后来遭到暗杀威胁,不得已避难新加坡;

六七暴动时,香港地价大跌,李嘉诚以低价购入大批土地储备。

四大华人探长中,吕乐和蓝刚最有代表性,也混得最好。另外两位韩森、颜雄,是在吕乐和蓝刚辞职后,才升为探长的。

但没办法,香港人喜欢搞“四大”,什么四大探长、四大家族、四大黑帮、四大才子,以及四大天王。

关于四大黑帮,我插一嘴,因为那年代香港有很多黑帮,不同时期的四大又不大相同,所以导致不同人心里的四大黑帮也有不同,但新义安和14K,是公认的两大黑帮。所以我也重点写新义安和14K。

吕乐口中的四大黑帮还有义和。新义安、义群的老大都是潮州人,所以他们也被称为潮州帮。义群老大吴锡豪主要贩毒,《追龙》里甄子丹演的跛豪就是以吴锡豪为原型,刘德华演的雷洛就是以吕乐为原型。

二人一黑一白,联手敛财。


十二、

四大探长之所以牛逼,是因为当时香港的四大黑帮(新义安、14K、义群、和胜和),都给足他们面子。

多年后,吕乐在台湾接受采访时称:

我就根本不用亲自抓人,有案件要破,就开口同黑帮老大要人!

新来的警务处长一上任,也要礼贤下士,来拜访他们,否则,香港的治安就会大乱,而警方根本无法制止。

这跟黄金荣在上海法租界如出一辙。

吕乐为四大探长之首,还因为他的辖区是港岛,这是香港最繁华的地方。在这里,他位高权重,纵横在黑白两道之间,呼风唤雨,敛财无数。

一方面,他有警探“红”的一面,办事雷厉风行、果敢决断;另一方面,又像“黑”道人物一般,巧取豪夺、仗义疏财。

他既向上司行贿,也向下级收贿,同时也利用手中的权力,向辖区所有机构收取好处费,同时充当他们的保护伞。

收贿这件事,就是曾志伟老爸曾启荣干的活。

那时的香港,警察与黑社会沆瀣一气,警察管黑社会,黑社会管治安。

在1959至1968年期间,吕乐父母先后在尖沙嘴、筲箕湾、观塘、沙田、港岛半山及湾仔区,购入当时合共三百多万的物业。

据悉,吕乐当时买楼非常豪气,喜欢的物业,一口气购入几个单位甚至几层楼,也曾一口气买整幢大厦,筲箕湾道299号便是其一,如果未被拍卖持有至今,市值近2亿。

1967年,警方为了压制猖獗的贪污活动,对调了吕乐与蓝刚的辖区,这样一来,原本管辖区里的关系都作废,去新的辖区要重新捋清关系,又需要费一些周折。

身价五亿的吕乐才懒得再干下去呢,而且警方开始反贪污,48岁的吕乐感觉不妙,于1968年辞职退休,第二年,49岁的蓝刚也提前退休。

蓝刚退休的这一年,16岁的曾志伟代表香港到韩国踢青年杯。正是因为踢足球,他结识了武术指导刘家良,后来进入影视圈。

1970年,22岁的向华强来到台湾,见到了分别十多年的父亲向前,身形健美的他在街头饮茶时被星探发掘,开始在一系列功夫片中跑龙套。

那时20岁的向华胜在做餐饮生意,做得还不错,三年后,账面余额达到百万时,他创立了自己的第一家电影公司——永胜影业。

那一年,他23岁。


十三、

四大探长疯狂敛财的时候,有人在疯狂圈地,其中代表人物就是李嘉诚和霍英东。

1957年,开塑料厂的李嘉诚偶然在杂志看到“塑料花”在欧美市场非常受欢迎,于是在生产塑料桶之余,又经营起“塑料花”产业。

很快,“塑料花”就为他赚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

那时的霍英东还在卖楼花,即预售按揭购房。

李嘉诚有了第一桶金,便也开始卖楼花的业务,不仅如此,他还开始大量收租物业。虽然资金回笼慢但极其稳定,日后一旦升值,能获得更高回报。而事实也证明了李嘉诚的眼光毒辣,极富远见。

霍英东则将目光投到建筑材料业。他开始进军海底采沙业,成为“海沙大王”。

为了增强实力,他收购了美国人的太平岛船厂,在香港开创了中国人收购外国公司的先河。

到1965年,香港地产业陷入低潮,霍英东联合广大房地产商召开香港地产建设商会第一届会董会议,他被推举为会长,并连任20年之久。

在黑帮和警界贪污盛行的年代,商界也难独善其身,只好兼济一下黑帮了。

李嘉诚和霍英东,一个来自潮州,一个来自广州。

恰好新义安和14K也是来自潮州和广州。

于是,一个成为新义安等潮州帮的幕后金主,一个成为14K的幕后大佬。

多年后,李嘉诚长子被绑架的时候,就想通过潮州帮来解救,后来还请霍英东的14K帮忙。


十四、

吕乐、蓝刚退隐后,香港警方急需用人,才于1971年6月,将韩森提拔为新界总华探长,颜雄也升了一级,接替了韩森留下的油麻地探长之位。

两个月后,韩森敏锐地觉察到不妙,也退休了,于是颜雄接替了总华探长之位。

1971年11月,香港第25任总督麦理浩上任,警界的贪污分子离大限之期不远了。

麦理浩,1917年出生,殖民时期曾派驻马来西亚,后来在英国外交部工作。

甫一上任,麦理浩就发现香港的腐败已严重到令人发指的程度。再不惩治,香港必将大乱。但惩治腐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整个警察队伍,从上到下都腐败,要怎么查?

一个名叫韩德的警司,1954年加入警察行列,至1973年因腐败而入狱,19年共攫取非法财产500万港元。他在入狱时面对记者却显得十分坦然,说:

我只是运气不好,碰到点子上了。贪污在香港警察队伍中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觉、白天起床刷牙一样,是非常自然的事。

但韩德还不算大老虎,仅仅查处一个韩德难以平民愤,那时香港总警司葛柏贪污的线索被警方掌握,可是没有证据也端不掉他。

葛柏是英国人,1922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比吕乐和蓝刚小两岁。新任总督麦理浩上任后,他就感觉势头不妙,以妻子身体欠佳为由,决定于1973年7月20日退休。

结果,在那年4月,警务署长接获报告,指控葛柏贪污。一调查,他的总薪金为89.19万港元,但他的总财产竟有437万港元。

但是,那年6月,葛柏却跑掉了。

香港总警司都被调查,吕乐蓝刚韩森颜雄曾启荣等至少42名华探纷纷出逃,后来又分别逃到巴西和台湾,值得一提的是,吕乐也劝过大毒枭吴锡豪离开香港,但他看不清形势,留在香港,最终被捕,判处30年有期徒刑。

葛柏的潜逃导致积聚已久的民怨爆发,香港爆发了“反贪污、捉葛柏”的大游行。为平息民愤,港英政府成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葛柏逃脱原因及检讨当时的反贪污工作。

1974年2月15日,港英政府才在民意压力之下宣布成立了廉政公署

4月,葛柏于英国被捕,但葛柏贪污的证据没有,最后还是韩德作污点证人,才将葛柏告上法庭,但韩德只能提供葛柏部分贪污的证据,更多的证据四大探长肯定有,但他们都潜逃了,最终葛柏被判入狱4年,关在赤柱监狱。

1979年,葛柏出狱,当得知吕乐贪污了5亿港币,是他的100倍,而且还逍遥法外时,恐怕会哭晕在厕所。

那时吕乐在台北买了一栋豪宅,没事就约韩森曾启荣之流喝茶聊天。当他们聊到当年的总警司葛柏时,恐怕一口浓茶都忍不住会喷出来。


十五、

廉政公署成立后,确实惩处了很大一批警界贪污分子,但是如果继续查处下去,恐怕所有的警察,无一幸免。

1977年10月下旬,1万多名警察联名向警务处长控诉他们对廉政公署的不满,表示政府如不制止此事,他们将集体罢工。后来,近百名警察冲进廉政公署,毁物伤人。其他警察对此纷纷呼应,准备再次冲击廉政公署和港英政府。

最终,港英政府不得不颁布特赦令,指令廉政公署停止追究警察在1977年1月1日前所犯下的一切腐败行为,但案情特别严重或者逮捕令已经发出的除外。

此后香港警界腐败得到了有效扼制。

但是香港的黑社会却发展得更加迅猛,为毛?

惩处腐败后,香港警力需要一定的补充,于是警官学校大量招生,黑帮趁机安排一些小弟混进警官学校。

香港警界进入“无间道”时代。

此前四大探长时代,古惑仔怕警察,探长才是最大的黑社会;“无间道”时代,潜入警界的卧底得听命于帮会大哥。如此,反而更利于帮会发展。

虽然警方也持续地在打击黑社会,但通过卧底的通风报信,顶多抓捕一些小角色。

而古惑仔们,也开始嚣张起来,还会出现指着警察鼻子骂娘的景象,为毛?因为警察上面还有廉政公署约束,即便是古惑仔,如果他没有犯罪不能随便抓捕,更不能随便刑讯。

在这期间,和胜和曾有七年独大于香港,那时和胜和有两位少年大哥,一个叫“拿渣”,一个叫“斧头”,其手下小弟发展迅速。

“拿渣”成名后江湖人称“大哥成”,“斧头”成名后江湖人称“大佬原”,二人各拥上万人马,当时“大佬原”略逊“大哥成”一筹。

“大佬原”不甘人后,1982年转会新义安。一时间新义安一家独大,到90年代,其会员发展到10万之众,除了龙头向华炎外,还有总管林原和“五虎十杰”。

新义安通过勒索、收保护费、贩毒、高利贷、开设色情场所、非法开赌、走私等攫取巨额利润。同时也经营企业,例如电影制作公司、金融投资公司和酒楼等。

14K也不遑多让,后来胡须勇为龙头,会员约有13万、14万之多,在世界各地,荷兰、美国、东南亚等均有分部。

虽然人数比新义安多,但因为分散在世界各地,所以在香港的会员并不比新义安多。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香港有三位胡须勇,因为他们都留着胡须,名字中又带个勇字,所以江湖人称”胡须勇“,除了14K老大外,张柏芝老爸张仁勇也有两撇漂亮的胡须,于是也叫“胡须勇”,后来张仁勇赌债缠身,因为同名,所以败坏14K老大胡须勇的名声,于是14K成员气不过,招来张仁勇,令其改名,还强行剃去他的胡须。

到90年代,香港黑社会频频插手影视圈,用枪指着刘德华拍戏,李连杰经纪人被杀,刘嘉玲裸照等等,都是当时黑社会干的。我公号曾为此写过一篇,《香港电影:被黑社会染指的日子》。

当黑社会还在黑社会的时候,看看李嘉诚和霍英东在干什么?

李嘉诚:

1978年,与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会面。后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积极迎接香港回归;

1989年,捐赠1000万港元,支持北京举办亚洲运动会;

1997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捐赠1000万美元,支持新图书馆的建设。

霍英东:

1974年,促成中国恢复了在亚洲足球联合会的席位,后积极推动中国羽毛球、篮球、排球、自行车等体育项目重返国际组织。

最早到内地投资的香港企业家之一,1979年,投资兴建中山温泉宾馆,1983年,在广州兴建白天鹅宾馆,受到邓小平同志的好评。

1985年起,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担任重要职务。

1997年,香港回归。

多年后,14K元老陈惠敏回忆称:

在香港回归前夕,有很多的人金盆洗手或者隐退江湖。但回归之后,还有不少的黑帮组织。不过现在的社会已经过了用拳头说话的时代,从之前的赌场转至现在的茶楼、牌馆,都在寻求一个“财”。如今产生利益矛盾,是坐下来喝杯茶,吃个饭,而不是之前的拳头定胜负!

正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利益的地方就有黑帮。


尾声

蓝刚,1989年在泰国病逝,终年69岁,逃犯;

韩森,1999年在台湾病逝,终年82岁,逃犯;

霍英东,2006年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吕乐,2010年加拿大病逝,终年90岁,逃犯;

曾启荣,2011年在台湾病逝,终年94岁,逃犯;

曾昭科,2014年在广州病逝,享年91岁,政协委员;

颜雄,生卒不详,一说定居泰国,逃犯;

李嘉诚,香港首富。

更多信息,请加小号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