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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 问莘莘学子,准备怎样度过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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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7-5 18:30: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北宋理学家程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意思是初学者必须由此学习、读书,寻找到道德的入门之道。

毛毛出题《大学》,立意甚广,着重点颇多,我一时不得要领,不知从何处下笔。

可大学这事情真是大事情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大学从我国先秦、西方罗马帝国时期起就是形而上者,读书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实现对人生以至大道的探索和追寻。

随着现实社会的普世价值观和实用观的影响,大学逐渐变成了形而下者。所有家庭和学子,都以考上大学为之目标并期求可以一劳永逸。窃私下认为,乐享安逸之中永远不会有创新,不会有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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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的孩子今年参加高考,全省排名靠前,喜被同济大学录取,同济大学是中国最早的七所国立大学之一。十年寒窗苦读,今朝金榜提名,可喜可贺。我没有好的礼物相送,思来想去,谨以此文送给即将奔赴大学的青年学子,一点唠叨,一声提醒,几许期望。


我们中学的教育特点是,学生大多是为了考试而读书,老师为了考试猛灌知识,学生大多是被动地接受教育,兴趣也被磨灭;而到了大学,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立的主体,要主动地接受教育,要多读书,要培养终身的学习能力、研究能力和思维能力。而最重要的是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独有的精神,当社会陷入喧闹时,保持沉静;当社会风气被污染时,保持纯净;当社会陷入浮躁时,要有定力。

正如《大学》所述,可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读书可以明心,读史可以明志,我邀请生在和平年代的学子们,顺着时光的剪影,去探寻一下民国抗战时期那个乱世中的大学和学子们,在苦难的岁月中怎样坚持弦歌不辍,坚守教书阵地,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文脉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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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改编的电视剧曾经风靡一时,因为感情上遭到严重打击,加上事业发展不顺,以及抗战形势变化,从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博士毕业的方鸿渐(《围城》主人公,有人认为钱钟书以自己为原型创造)接到了从三闾大学(原型即邀请钱钟书前往教书的国立师范大学)发来的聘函,同时接到聘书的还有他的朋友李梅亭、赵辛楣等人,他们结伴从上海起程。

方鸿渐一行水陆兼程。从上海坐船到浙江宁波,然后再坐长途汽车到金华,留宿“欧亚大酒店”几日后,搭乘火车到江西鹰潭,因为车票紧张,在江西境内他们又耽搁了几天,终于到达江西与湖南交界的界化陇,从此地转乘湖南的长途汽车经过四天颠簸后到达邵阳。从邵阳到目的地“平化”,全是山路,得换坐轿子,他们第一天走了七十多里,然后在途中歇息一晚上,第二天傍晚时分到达学校。

彼时的钱钟书其时是在西南联大任教后不辞而别,转投的国立师范大学,传云是因为他心气高,和同事不和,说“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田福太俗。”实际上是其父钱基博当时在国立师范任教,他希望儿子过去能有个照应,也好时常看到儿子。

戏里就是人生,但真实的历史远远比戏里要惨烈得多。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万恶的铁蹄从东北踏到北平,那时的北中国流传着一句话:“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中国人民义愤填膺,由此拉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中国大地出现了大批的战时大学,战时中学和小学。

为了保全血脉,北中国的家庭自愿分散,学子们追随学校,少年人追随老师,从北到南,由东向西,开始了他们艰辛不屈的转移与读书生涯。有多少父母和孩子离散,从此人间天涯两不知。

1937年8月,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奉教育部之命转移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同年11月1日,临时大学正式上课。蒋梦麟校长说:“虽然设备简陋,学校大致还差强人意,师生精神极佳,图书馆虽然有限,阅读室却座无虚席。”

很快长沙沦陷。到1937年底,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在长沙临时大学,学生们发生过“是读书还是参军”的争论。最后大家认为:因为抗战不是三五天的事,所以学业不能中断。

“长沙临时大学”再次转移迁滇,以李继侗、曾昭抡、闻一多等教员为首的师生们组成了一个“湘黔滇旅行团”,简称“步行团”。步行团由267名家庭贫困的男同学和11位中青年教师组成, 配有4名军事教官及队医等。他们跨越湘、黔、滇三省,翻过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等崇山峻岭,步行3600里,历时68天。

迁移的队伍白天赶路,晚上停在一个站。一路上,学生们都被安排住在各处学校的礼堂、教室或操场,当地驻军会分给一点稻草和米,大家都睡在稻草上,每餐还能有一些煮萝卜或白菜。

在战火燃烧的岁月,颠沛流离中有说不尽的苦难,但是不论什么时候,每至一处,只要能有一方之地,户内户外,能容下数十人之处,就是老师们上课的地方,他们坚毅、勤勉、爱和宽容,把一些稚气孩童拉拔成英雄少年,在恶劣的环境里端正地成长,走过风雨飘摇的岁月,逐个成为国家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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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治学精神值得大学传承

这一所大学始终为人称道。从1937年8月中华民国教育部决定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组建开始,到1946年7月31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停止办学,西南联大前后共存在了8年11个月,在此期间,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一百多位人文大师。

下无寸土、上无片瓦,一所风雨飘摇的大学何以培养出这么多的人才,究竟有何秘诀?梅贻琦校长的名言道出了独有的大学理念。“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

当年西南联大的老师们在昆明为市民举办讲演的盛况:潘光旦讲“优生学”,刘文典讲《红楼梦》,闻一多讲《楚辞》,吴晗讲时事,梁思成讲“中国古建筑”。讲到国破家亡,台上痛哭流涕,台下群情激愤。

学者们走向民间,将读书人的斯文与气节在乡土中国传扬。他们在漫长的抗战岁月中保持贫寒操守,再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风亮节。

西南联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真正的传奇。现在高校的教育习气和作派,也需好好自省和学习为师之道。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西南联大的那一代中国读书人,赶上了一个最糟糕的年代,但他们人人抱着“中国不会亡,有我”的信念,在民族大义之前, 做出勇敢的选择,在严峻时期,倾举国之力,坚持战时教育。国运与文脉始终紧紧相连。


1946年5月3日,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骏斋,余冠英,王力,沈从文......群星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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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战乱纷纷的民国,大师可以层出不穷,而现代中国却出不了大师呢?钱学森先生晚年也提出了这个关乎国家未来的疑问。这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当代的应试教育毁了多少人才,学生为了考试而读书,老师为了考试猛灌知识,慢慢导致很多学生不爱学习,兴趣爱好也被磨灭,考试一完,丢书的丢书,撕书的撕书,以为人生奋斗到此为止,终于可以安享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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