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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理学家程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意思是初学者必须由此学习、读书，寻找到道德的入门之道。
毛毛出题《大学》，立意甚广，着重点颇多，我一时不得要领，不知从何处下笔。
可大学这事情真是大事情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大学从我国先秦、西方罗马帝国时期起就是形而上者，读书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实现对人生以至大道的探索和追寻。
随着现实社会的普世价值观和实用观的影响，大学逐渐变成了形而下者。所有家庭和学子，都以考上大学为之目标并期求可以一劳永逸。窃私下认为，乐享安逸之中永远不会有创新，不会有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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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的孩子今年参加高考，全省排名靠前，喜被同济大学录取，同济大学是中国最早的七所国立大学之一。十年寒窗苦读，今朝金榜提名，可喜可贺。我没有好的礼物相送，思来想去，谨以此文送给即将奔赴大学的青年学子，一点唠叨，一声提醒，几许期望。
我们中学的教育特点是，学生大多是为了考试而读书，老师为了考试猛灌知识，学生大多是被动地接受教育，兴趣也被磨灭；而到了大学，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立的主体，要主动地接受教育，要多读书，要培养终身的学习能力、研究能力和思维能力。而最重要的是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独有的精神，当社会陷入喧闹时，保持沉静；当社会风气被污染时，保持纯净；当社会陷入浮躁时，要有定力。
正如《大学》所述，可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读书可以明心，读史可以明志，我邀请生在和平年代的学子们，顺着时光的剪影，去探寻一下民国抗战时期那个乱世中的大学和学子们，在苦难的岁月中怎样坚持弦歌不辍，坚守教书阵地，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文脉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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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改编的电视剧曾经风靡一时，因为感情上遭到严重打击，加上事业发展不顺，以及抗战形势变化，从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博士毕业的方鸿渐（《围城》主人公，有人认为钱钟书以自己为原型创造）接到了从三闾大学（原型即邀请钱钟书前往教书的国立师范大学）发来的聘函，同时接到聘书的还有他的朋友李梅亭、赵辛楣等人，他们结伴从上海起程。
方鸿渐一行水陆兼程。从上海坐船到浙江宁波，然后再坐长途汽车到金华，留宿“欧亚大酒店”几日后，搭乘火车到江西鹰潭,因为车票紧张，在江西境内他们又耽搁了几天，终于到达江西与湖南交界的界化陇，从此地转乘湖南的长途汽车经过四天颠簸后到达邵阳。从邵阳到目的地“平化”，全是山路，得换坐轿子，他们第一天走了七十多里，然后在途中歇息一晚上，第二天傍晚时分到达学校。
彼时的钱钟书其时是在西南联大任教后不辞而别，转投的国立师范大学，传云是因为他心气高，和同事不和，说“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田福太俗。”实际上是其父钱基博当时在国立师范任教，他希望儿子过去能有个照应，也好时常看到儿子。
戏里就是人生，但真实的历史远远比戏里要惨烈得多。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万恶的铁蹄从东北踏到北平，那时的北中国流传着一句话：“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中国人民义愤填膺，由此拉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中国大地出现了大批的战时大学，战时中学和小学。
为了保全血脉，北中国的家庭自愿分散，学子们追随学校，少年人追随老师，从北到南，由东向西，开始了他们艰辛不屈的转移与读书生涯。有多少父母和孩子离散，从此人间天涯两不知。
1937年8月，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奉教育部之命转移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同年11月1日，临时大学正式上课。蒋梦麟校长说：“虽然设备简陋，学校大致还差强人意，师生精神极佳，图书馆虽然有限，阅读室却座无虚席。”
很快长沙沦陷。到1937年底，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在长沙临时大学，学生们发生过“是读书还是参军”的争论。最后大家认为：因为抗战不是三五天的事，所以学业不能中断。
“长沙临时大学”再次转移迁滇，以李继侗、曾昭抡、闻一多等教员为首的师生们组成了一个“湘黔滇旅行团”，简称“步行团”。步行团由267名家庭贫困的男同学和11位中青年教师组成, 配有4名军事教官及队医等。他们跨越湘、黔、滇三省,翻过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等崇山峻岭,步行3600里,历时68天。
迁移的队伍白天赶路，晚上停在一个站。一路上，学生们都被安排住在各处学校的礼堂、教室或操场，当地驻军会分给一点稻草和米，大家都睡在稻草上，每餐还能有一些煮萝卜或白菜。
在战火燃烧的岁月，颠沛流离中有说不尽的苦难，但是不论什么时候，每至一处，只要能有一方之地，户内户外，能容下数十人之处，就是老师们上课的地方，他们坚毅、勤勉、爱和宽容，把一些稚气孩童拉拔成英雄少年，在恶劣的环境里端正地成长，走过风雨飘摇的岁月，逐个成为国家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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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治学精神值得大学传承
这一所大学始终为人称道。从1937年8月中华民国教育部决定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组建开始，到1946年7月31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停止办学，西南联大前后共存在了8年11个月，在此期间，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一百多位人文大师。
下无寸土、上无片瓦，一所风雨飘摇的大学何以培养出这么多的人才，究竟有何秘诀？梅贻琦校长的名言道出了独有的大学理念。“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
当年西南联大的老师们在昆明为市民举办讲演的盛况：潘光旦讲“优生学”，刘文典讲《红楼梦》，闻一多讲《楚辞》，吴晗讲时事，梁思成讲“中国古建筑”。讲到国破家亡，台上痛哭流涕，台下群情激愤。
学者们走向民间，将读书人的斯文与气节在乡土中国传扬。他们在漫长的抗战岁月中保持贫寒操守，再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风亮节。
西南联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真正的传奇。现在高校的教育习气和作派，也需好好自省和学习为师之道。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西南联大的那一代中国读书人,赶上了一个最糟糕的年代,但他们人人抱着“中国不会亡，有我”的信念，在民族大义之前, 做出勇敢的选择，在严峻时期，倾举国之力，坚持战时教育。国运与文脉始终紧紧相连。
1946年5月3日，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骏斋，余冠英，王力，沈从文......群星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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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战乱纷纷的民国，大师可以层出不穷，而现代中国却出不了大师呢？钱学森先生晚年也提出了这个关乎国家未来的疑问。这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当代的应试教育毁了多少人才，学生为了考试而读书，老师为了考试猛灌知识，慢慢导致很多学生不爱学习，兴趣爱好也被磨灭，考试一完，丢书的丢书，撕书的撕书，以为人生奋斗到此为止，终于可以安享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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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7-5 18:30:30